????一、重民愛民思想

　　王羲之在會稽任內史期間，針對東晉當時存在的弊端，發表了一系列的政治見解，向朝廷和某些當權者提出了許多從宏觀到微觀、從大政方針到具體實施的正確的建議。不僅如此，他還在自己職責范圍之內，采取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措施，不辭辛勞，不避風險，為當地人民辦了許多實事，為穩定時局作出了很大貢獻，政治業績斐然。他胸懷寬大，一身正氣，勤政廉政，表現了一種忘我的精神，他在《深情帖》中說："古人云：'行其道忘其力身，真。'卿今日之謂，政自當豁其胸懷，然得公平正直耳。"王羲之引古人的話說明當今，行政必須豁其胸懷，然后才能公平正直，事事、時時顧及自己的得夫，這樣的人是不能行政的。王羲之在任職期間，是一位為古人所說的行道忘其為身者。王羲之正如宗自華所說他是一位"濃于熱情"的人，他以藝術家的胸懷熱愛人民，對人民一往深情。

　　（一）開倉賑貸

　　王羲之曾對朋友說，有的官員不肯多為人民做事，敷衍了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任期一到就拍拍屁股一走了之，這叫什么父母官？王羲之為官清正廉潔，十分體恤人民的疾苦。就在他任會稽內史期間，有一年在他管轄的地域之內發生了災荒，老百姓只能以草根、樹皮充饑，不少人貧病交加在死亡線上掙扎。面對這一嚴重災難，羲之心急如焚，這時有人提出：由官府拿出一點錢、糧來攸濟災民，但這顯然是杯水車薪，解決不了問題。有人提出，從外地運糧到會稽來，但當時其他地方也沒有糧食，更何況遠水救不了近火，難以解決燃眉之急。這時王羲之巡視郡境五百里，斷然決定打開城南幾座大糧倉賑濟災民。當時主管補給業務的劉平急忙提出：那些倉庫聽存糧食是百姓交給朝廷的賦稅，動用不得！擅分稅糧輕則罷官，重則殺頭！王羲之向劉平和其他官員解釋，糧是百姓繳的，如果百姓逃荒的逃荒，餓死的餓死！又有誰來交糧納稅呢！救命如救人，至于后果就顧不得那么多了。

　　事后朝廷、皇上并沒有對王羲之興師問罪，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王羲之在危急關頭開倉賑貸，救活了很多人，他們來年可以交納稅賦。在執行這一舉措時，官員都沒有營私舞弊行為。其二，王羲之同情人民，關心大眾，在會稽很得民心，威望很高。其三，東晉皇權不振，東晉的皇帝不比其他朝代皇帝至高無上，一呼百應，他對權臣有很大的依附性，權力有限。王羲之在朝廷有三親六戚二十余人，掌握實權，東晉政權依賴他們支撐，皇帝也不能隨意降罪于王羲之。

　　《晉書·王羲之傳》云：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仆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作為父母官的王羲之經常上疏力爭，要求減少賦役，減輕人民負擔，鑒于上述種種原因，往往獲準。在這之中，謝安起了不小的作用。王羲之在致謝安的信中，表達了感激之情，甚至用夸張的語言說，如沒有他的鼎力相助，會稽一帶早就蹈入東海不復存在了。

　　（二）禁酒節糧

　　東晉時期飲酒成風，特別是那些風流名士更是整天酒醉如泥，瘋瘋癲癲地大發議論。這種風氣自然也波及到民間，有一次王羲之和他的同僚們被當地百姓宴請，席上自然少下了酒，王羲之酒量很大，也許他會痛飲一番，然而他端起酒杯呆在那兒，躊躇了半天沒有喝，眾人都納悶不解。

　　王羲之回到官府問手下的官員，本地一年之中用于釀酒的米、麥、高粱等糧食要多少斤？大家面面相覷，回答不上。過了好一會劉平才說："屬下不知道具體數量，不過百姓都會人工釀酒，井市也有水酒出售，日子艱難大家借酒澆愁。每年釀酒所用的糧食，其數量相當可觀。"王羲之這才說明自己的意圖：這些年災荒不斷，年景不好，糧食精貴，酒不飲無妨，沒有糧食就會餓死。糧食從播種到收獲要好幾十月時間，來之不易，我們要把僅有的一點糧食儲備起來，以作度日之須。現在下令，本郡在一年之內不得釀酒，市面上也不得出售酒類。禁酒這一舉措，在此以前曹操也曾實行過，那是為在困難的條件下籌措更多軍餉用于戰爭。而王羲之則是為了"救民命"，其意義是不同的。"禁酒節糧"實施以后，果然節約了谷物，使糧食緊張的局面得到緩解。"此郡斷酒一年，所省百余萬斛米，乃過于租。"然而，王羲之卻受到各方人士的指責非議，他曾經寫信給他的好友謝安闡明下令禁酒是為節約糧食，防止百姓被餓死，除此之外別無良策。他說："百姓之命倒懸，吾夙夜憂。此時既不能開倉庚賑之，因斷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猶至此，使人嘆息，吾復何在？"王羲之萬分感慨，他憤怒異常地寫道："處世不易，豈惟公道"。

????二、進言改革

?? （一）復開漕運

　　所謂漕運，舊指通過水路（間或陸路）將糧食解往京師和指定地點的運輸。漕運起源很早，秦始皇將山東糧食運往北河（今內蒙古烏加河一帶）作軍糧。漢桓寬《鹽鐵論·刺復》云："涇淮造渠，以通漕運"。事實正是如此，漢代"始引渭渠以漕山東之粟，旋濬褒斜以致漢中之谷，初不過歲運數十萬石，及其盛時，歲益漕六百萬石，類由河渠疏利，治之有方。魏武篡漢，偏安洛陽，然猶任鄧艾，廣開漕渠以達江準??"歷史進入晉代，由于戰爭不斷，中華大地呈割據局面，漕運久停。到北伐之時一切軍需只好轉運供給，西輸許洛，北入黃河，應征服役的民工忍受不了苦難，故"流亡日眾"。更重要的是東土饑荒，自不暇救。

　　早在未有漕運的戰國時期，魏國國君魏惠王（即梁惠王）對災荒采取"移民就食"的方法，即河東發生災荒將民眾移至河西，如果河西遇災則移民于河東。有了漕運這一良法，一遇到災年，則以粟就人，而不是以人就粟。"移民就食"使百姓拖兒帶女離開自己的家園，對農業生產的危害來說，猶如雪上加霜。再者災荒嚴重的百姓食不果腹，疾病隨之而來，移民有時難以實現，將會有很多人因饑餓奔彼而喪生，這都是弊端。而漕運以粟救人，百姓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抗災自救，以免跋涉之苦，這對保護勞動力，發展生產無疑是有利的。漕運于國于民均有大益，王羲之毅然向朝廷建言復開漕運，并提出了實施辦法：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王羲之希望朝廷將復開漕運的事決定下來，并委派下臣實施，到年終以此來考核政績，尤其是長吏如不能完成任務，政績很差，可送至大臺治罪。如果三縣不實行，則郡守必須罷免，或派到環境艱苦的邊疆，降職使用。

　　（二）懲辦貪官

　　王羲之在視察諸具時，發現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耗"，管理不善，如蟲、鳥、鼠、至食以及發霉變質等消耗，是有一定規定的，超過了范圍就是倉督監的失職行為；倉督監自己盜竊官米是執法犯法，有的數量巨大，如余姚一個具就達十萬斛。問題的嚴重性不僅如此，屬會稽管轄的其他諸縣也同樣如此。由于地方官貪贓枉法，致使國庫空乏，這是一件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實力、危及整個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他主張對那些奸吏給予重判，"誅翦一人"起到"殺一人儆百"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其后便斷"。

　　（三）

　　改進征役修改刑法北伐軍興，戰爭不斷，東晉初建時，司馬昱的"寬眾息役，惠益百姓"的政策和許諾，根本兌現不了。出現了百姓流亡，戶口日減，百工醫寺，死亡絕沒的局面。王羲之詳細分析了發生這種狀況的源由，并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

　　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眾，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調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有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王羲之：《與尚書仆射謝安書》，《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軍集》。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令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重于殺戮，可以絕奸。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人數很多，官方按常規"補代"，結果是"上命所差，上道多叛"，負責管理的官吏索性與叛音席卷同去。至于為何吏與叛者一直叛散，因為這方面官吏也相當艱辛，他們對朝廷和當時的法律心懷不滿，發生叛亂事件，叛散者的"同伍"，同樣要受"課捕"，與此同時對叛者的家人也受到課捕，家人得到消息紛紛逃亡。上述的原因還帶來另外一個問題，"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沒有人被差遣替代。王羲之提出減少判死刑的人，讓他們補充兵役。判五年徒刑的"可充雜工醫寺"，充當雜工醫寺的人，他們的家要移至都邑，否則，逃亡的事將與以前一樣，移其家"可絕其亡叛"，因為家在都邑生活比較安定，逃跑亡叛必須顧家小，再者都邑范圍有限，管理比較嚴密，全家亡叛很不容易。更重要的是，百工可以生產各種手工業產品，這些產品既可保證朝廷官府和軍隊的需要，也可以供應市場。醫寺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對于保障百姓健康和戰時醫療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重新建立和穩定百工醫寺的隊伍，事關重要，有了他們，城市就比較充實，他們不叛亡，社會也就穩定多了。部邑充實穩定是政治之本。王羲之將自己的政見概括為："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重罪者判以死罪。刑名雖輕但懲辦實際上很重，是不合時宜的。

　　王羲之巨識深邃，先覺于人，很多主張在當時是正確的，但未能實施。

　　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說：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其操履識見，議論鬧卓，當世亦少其比。

　　誠然，這樣的評論是符合實際的。然而一個人的功名成就，除了有符合客觀實際的正確思想之外，還要有許多條件，其中機遇也是必不可少的。諸葛亮才華橫溢，謀略超群，如果沒有劉備"三顧茅廬"及群雄逐鹿的歷史舞臺等客觀條件與機遇，他的政治軍事才能就無法施展，更談不上有偉大的功名與光輝的業績。

　　王羲之的許多政治主張均未被當權者所接受，內心是非常憂憤的，特別是伯父王導、工敦，岳父郗鑒亡故以后，他更加無能為力。王羲之的思想主張并非紙上談兵沒有價值。歷史是一面鏡子，他的主張對南北朝也產生過積極影響。南朝北朝對峙，特別是南朝偏安一隅與東晉相似，他的許多政治主張被當時的政治家所"移植"采用，都產生了積極的有益的效果，這些都斑斑可考。

　　王羲之是作為一個名垂歷史的書法家，對政治、軍事、經濟、法律有如此精辟的見解，古往今來委實是不多見。

????三、反對憒憒之政

　　王羲之"少有美譽"，是王氏望族的的驕傲。作為三朝輔政掌有實權的伯父王導，對他有不少贊揚之詞，非常器重他。王導要他到朝廷任侍中、吏部尚書一類要職，他總是推托謝絕："吾素自無廊廟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后來投入了王導的政敵庚亮的幕中，充當了參軍。王羲之棄高官當幕僚，絕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原因的。古代文獻雖然對此沒有專門的記述，但我們分析這一方面的原因，從中可以了解王羲之的政治主張。在王導輔政期間，豪強橫行，貪贓枉法，人民大眾苦不堪言。王導對此則采取容忍寬恕的態度，有時僅懲辦下級人員，以此敷衍塞責。人們對此非常憤慨。庾翼在給庾冰的信中，表示了他對王導的不滿情緒。"大較江東政，以傴儛豪強，以為民蠹，時有行法，輒使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邏作余姚半年，而為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強官長也，而辟共驅之，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昏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前宰"王導的昏謬是當時朝野議論的話題，人們對王導的治國方略稱之為"憒憒之政"。"憒憒"是貶意同，糊涂、昏亂的意思。也就是說王導施行的是昏亂之政。而王導本人對此卻不以為然，他曾說"人言我憒憒，后人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果然如此，后人對他的"憒憒之政"大加贊賞。王導是東晉的開國元勛，歷任元、明、成三帝，是權重位高的三朝元老，歷史上的評價很高，《王導傳》六千余字，幾乎全是溢美之辭。他在建立東晉時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他"務存大綱、不拘細目"的執政方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東晉初立，需要安定的現實要求，但此政治方略不能全盤肯定，特別是在后期有較為惡劣的后果。據《晉書·顧和傳》載："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察察為政。'導咨嗟稱善。"既然可以網漏吞舟，何須"察察為政"？細致了解治理情況豈不是多此一舉？在當時由于《晉書·王羲之傳》。

　　王導的憒憒之政，對貪官污吏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對門閥豪強更是寬容放任。"時王尋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井下奉法，大臣患之。"鑒于這種情況，陶侃和瘦亮都曾想起兵廢黜王導，由于郗鑒的勸阻，未曾行動。王羲之對在王導政治統治下的時局極為不滿，尤其對"倉督監耗盜官米"的罪惡表示極大的憤慨。主張懲辦貪官污吏和不稱職的官員。王羲之反對"網漏吞舟"、反對王導的"憒憒之政"是不言而喻的。

????四、政治理想

　　王羲之被后人稱為"拔萃國舉"，在他一生中不乏救國匡時之志。他給殷浩的書信中曾表示：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于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于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當時關隴由苻秦王國統治，已蜀是由成漢王國霸占，他們都很強大，經常侵擾東晉，構成外患。王羲之立志要"宣國家威德"，收復關隴、巴蜀，在邊疆艱苦奮戰、建功立業。但事實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樣順利，后來他做殷浩的護軍將軍和會稽內史，在《恭命帖》中云："尋復逼，或謂不可以不恭命，遂不獲已，處世之道盡矣！"他的政治抱負并未實現。

　　王羲之認為力爭武功，作非所當，主張文治為上，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宜虛己求賢，與有識之士共謀國家大事。

　　王羲之希望自己成為諸葛亮式的人物，自然他想有一個像劉備一樣的君主"三顧茅廬"。他非常贊賞諸葛亮對劉備的建言。諸葛亮在隆中長期觀察天下形勢，精心謀劃統一中國的策略。與劉備的這番談話就是所謂的"隆中對"。

　　上羲之在《遺殷浩書》，《與會稽王箋》中均站在比較客觀的主場，對"彼"、"我"的情況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提出了"保江"戰略策略，從中不難看出他吸收了諸葛亮軍事思想。由于他所處的地位和諸葛亮不同，劉備按照諸葛亮的政治綱領行事，而殷浩拒絕接受他的戰略對策。

　　王羲之敬慕諸葛亮，他與諸葛亮有不少相同之處。他們都是山東臨沂人，都在豫章（今江西南昌）任過職；他們唇槍舌劍，都有辯才。王羲之贊賞諸葛亮的西和諸戎、南撫夷越、聯合孫權、內修政理，以奪取中原，完成統一大業的一系列對內對外的政策策略。

　　王羲之認為"國家之安在于內外和"，他反對黨同伐異，主張協和共處，維護政局安定。為了統一大業，要效法廉頗、藺相如，一致對外，他勸殷浩把廉頗、藺相如將相和的故事畫在屏風上，以示訓導。文獻上這樣說：殷洪源與桓溫不協，王逸少移書苦諫，欲畫廉藺于屏風???王羲之曾在謝萬的信中說，"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陸賈是漢初政論家，辭賦家，官至大中大夫，他認為武力可以奪取政權，卻不能單靠它來維持政權。所以《晉書·庾亮傳》。?

　　他向漢高祖提出："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王羲之依陸賈處世，即依陸賈的政見處世。

　　東晉建立不久，其政權需要進一步鞏固，使用武力是不適當的，政以道勝，其道者就是儒家、黃老之道，這個問題我們將在下一章評述。

????五、審量彼我的決策思想

　　戰爭中有一系列的決策問題，王羲之認為要"審量彼我，萬全而后動"。

　　這與"知已知彼"方能"百戰不殆"的軍事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但筆者認為"審量彼我"的軍事思想更加深刻。這里有精審、審時度勢的內涵，對"彼此"有量的分析，這一點無論是對古代戰爭還是現代戰爭都非常重要，沒有對各種軍事要素"量"的掌握與分析對比，很難取得戰爭的勝利。"量"不僅限于數的概念，還有衡量權衡之意，通過"審量彼我"為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一）

　　對待北伐的基本態度東晉雖然在江南建立了政權，但北方的中原大片領土被胡人占領，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所以北伐是當時政治、軍事生活中一個重要的問題，不過我們不能離開當時雙方的形勢，簡單地用支持或是反對北伐來判定是否正確。東晉初建時期，南渡的百姓，他們飽嘗了家破人亡離鄉背井之苦，懷念故土。而北方的士族遷至江南，失去了昔日的輝煌且驚魂未定，何去何從，如何對待殘酷現實？存在著兩種精神狀態和情緒。《世說新語·言語》作了這樣的記述：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竹宴。周侯中坐而嘆日："風景不殊，止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這里的周侯是王蓑之的延譽者周頜，他對江嘆息代表了一部分過江士族的思想感情。而王導"愀然變色"，慷慨陳辭："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顯然是另一種精神狀態。王導的這一政治綱領，團結了朝野一批人，得到了許多有識之士的擁護。他們以上述綱領作為精神支柱，盼望有朝一日光復中原大地。第一次發動北伐的是祖逖，他是中原淪陷后移居京口的一位將領，當時王導為首的統治集團不敢對北伐提出異議，怕夫去民心丟掉具有號召力的"克復神州"的旗幟，故提出"使白招募"組織北伐，只給祖逖調撥一千人的糧食、布三千匹，不給鎧仗兵器。建興元年（313年），祖逖帶領一批人馬渡江，當船行駛到江心時，祖逖擊揖而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表示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祖逖在淮陰鑄造兵器招募士兵，收復了黃河以南的大部分失地，晉元帝怕他勢力太大，派怔西將軍戴淵總領北方六州軍事，阻止祖逖北伐活動。此時祖逖感到深受掣時，缺乏有力的支援，北伐成功無望，優憤而死，使收復的領土再次失去。

　　誠然，東晉政權建立不"，立足不穩，政治上尚下強大，這是一個不容忽略的客觀原因。但統治階級不肯支持是主要的。王導雖然慷慨激昂地表示要"克復神州"，但這純屬是一種策略，攏絡人心而已。呂思勉論及《王導傳》時說："此傳頗能道出東晉建國之由。三言蔽之曰：'能調和南方人士，收用北來上大夫，不竭民力而已。??帝之本志蓋僅在保全江表而不間北方，即王導之志亦如此。故能志同道臺。東晉之所以能立國江東者以此，其終不能恢復北方者亦以此。"這種評論分析確實是擊中了問題的要害。

　　有經綸大略的軍事將領庾翼"以石虎衰暴屢表北伐"，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他移屯襄陽，征發六州內車牛驢馬和地主的奴仆當兵組織力量，命庾冰鎮守武昌，為翼的后援，準備大舉進攻后趙和成漢。當時蔡謨認為"若棄江遠去，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實際上，東晉士族地主和多數朝臣偏安江左，不肯冒"累卵"之險，害怕失去自己的安樂窩，所以反對這次北伐。而王羲之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想克定有期"。王羲之盛贊如此并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東晉統治集團內部雖有矛盾還不是太尖銳，更重要的是北方石虎繼位，他暴虐成性，任意殘害百姓，"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階級矛盾一觸即發。這些都為北伐提供了準得的良機。王羲之支持庾翼北伐還基于對庾翼為人的深刻了解。庾翼"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翁然，稱其才干。由是自河以南，皆還歸附。"他早有"復興"的雄心壯志，以"滅胡平蜀為己任"，對北伐作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基于敵我雙方的形勢分析，王羲之決定支持這次北伐。

　　（二）反對殷浩北伐

　　對殷浩發動的北伐，王羲之竭力反對。殷浩、桓溫都是握有兵權的大將，他們為權力之爭水人不容。殷浩將穎川荀羨作為羽翼以對付桓溫。王羲之密說殷浩、荀羨應以大局為重，他認為國家之安在于內外和睦，不宜內構嫌隙。可是殷浩、荀羨怎么也聽不進去。當王羲之知道殷浩要冒然進行北伐時，立即以書勸阻，但沒有奏效。殷浩仍整軍前行，結果在穎水橋（今河南省許昌縣）吃了敗仗。殷浩不甘心自己的失敗，準備再度北代。王羲之以為必敗，并立即致書于殷浩和會稽王表明自己的觀點和主張，"盡懷極言"勸其休養生息，尊賢虛已，不要快意于目前，致生民于涂炭。

　　王羲之在《遺殷浩書》中寫道：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恒，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愿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今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于當權。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摩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懸之急。　

　　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復與眾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征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之所厝。自頃年割剝遣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王羲之首先從上次北伐失敗談起，殷浩第一次北伐是公元352 年，就在這一年又準備第二次北伐，闔朝上下正為之"惋怛"，不能忘懷。在這種情況下，應詼認真地總結失敗教訓，而不能重蹈覆轍。還應該發揮自己的長處，從長計議，以期改弦更張，其出發點是為了鞏固東晉的江山大業。信中分析了"自寇亂以來"的形勢和前幾次北伐失敗的教訓，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和見解。王羲之還從私人的角度，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說明利害關系，"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北代失敗，會激起民憤，世態變故，那你就成了歷史的罪人，無地自容了！

　　《遺殷浩書》對虛務玄談而無軍事才能的殷浩，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這時王羲之憂心如焚，便又寫信給會稽王司馬昱，這就是所謂的《與會稽王箋》。司馬昱是輔政親王，在朝廷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實權，王羲之在書中論及時事，陳述了不宜北伐的理由，并希望司馬顯對殷浩再舉北伐提出忠告，加以勸阻。

　　《與會稽王箋》云：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于當年，何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年求諸己，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傳》云："自非圣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于眾，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眾，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后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眾而即其牢。令功未可期，而造黎殲盡，萬不幸一。且萬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征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嘆悼而莫敢叫誠。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令安徽毫縣）、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于反掌，考之虛實，著于目前，愿運獨斷之明，定之于一朝也。

　　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朱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于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廁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后機，不定于此，欲后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字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瘤寐長嘆，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愿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遺殷浩書》和《與會稽王箋》析理透徹，充滿激情，切中時弊，抨擊了朝政，在當時是很危險的。然而，他從大局出發毫不顧忌，"取怨于執政"仍"盡懷極言"，這不但顯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銳的洞察力，非凡的軍政才能，而且表現了一個愛國主義者的大無畏的精神情懷。

　　王羲之的書札為殷浩所發，可謂仁至意盡，情真意切，"此數札者，誠東晉君臣之良藥"。此時吏部尚書王彪之與王羲之持相同意見，也認為殷浩妄動失策，立即上疏："弱兒等（雷弱兒、梁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會稽王司馬昱將忠良的建議放置于一旁不論不議，繼續支持這勞而無功的北代，而殷浩求勝心切，不聽勸告，一意孤行，于永和九年（353 年）將北伐付之于行動，結果在山桑（今安徽省蒙城北）一敗涂地，損兵折將，陣亡和被俘者達一萬余人。事后會稽王后悔莫及，感慨地說：王彪之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其實真正的人才要數王羲之。殷浩再次失敗給桓溫以口實，故桓溫上疏列數殷浩之罪狀，結果殷浩被廢為庶人，徙東陽信安（浙江金華）。古人云，"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仇者所快。"殷浩的最終結局對于王羲之來說，不正如此嗎，有人根據王羲之對殷浩北伐的態度得出結論，王羲之對北伐持消極態度，這是值得商榷的，王羲之除了支持過祖逖、庾翼的北伐外，還有一例可證，公元永和十二年（356 年）桓溫北伐，取得局部勝利，當時王羲之雖然已經辭官歸隱了，他仍十分關切戰事，對勝利充滿信心和喜悅：恒公以至洛，今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于古。真可以戰，使人嘆息。

　　王羲之對幾次北伐都審時度勢，他不一概反對也不一概支持。他早有收復中原之志，之所以反對殷浩北伐是殷浩動機不良，各方面條件不具備。一旦條件成熟，在北伐中取得某些戰果，他自然興高采烈。在重大問題面前不憑一時感情沖動做出決策，才不愧為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

　　在殷浩北伐之前，王羲之作出了"必敗"的結論，最后北伐果然以失敗而告終，這預測的準確性，可謂是神機妙算。然而這絕不是偶然的碰巧。戰爭勝負是冒險、碰運氣還是預先可以測知，當然是后者。偉大的軍事理論家孫武一再申述"見勝而戰"，"必勝乃戰"，"善戰者見勝如見明；其錯（措）勝也，如以水勝火。"作為一個戰爭的指揮者，開戰以前，就能很有把握地測知戰爭的勝負，就像見到太陽、月亮一樣。奪取戰爭的勝利就像以水滅火一樣有把握，善戰者總是在看到必勝后再出戰，貿然行動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王羲之"清貴有鑒裁"，對北伐的準勝誰負看得很準，他是經過一番調查分析，才得出結論的。他認為北伐戰爭"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后動"。

　　朝廷爭權奪利，桓溫與殷浩視為死敵，嚴重不和，互相牽制。桓溫想獨攬軍政大權，謀取皇位；殷浩想借北伐取勝樹立自己的權威，然而他剛愎自用，缺乏軍事才能，不善于用兵，第一次北伐損失慘重，"遺黎殲盡，萬不余一"，元氣尚未恢復，又再度舉兵北伐。東晉是進攻的一方，"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所有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不利因素。而北方領土遼闊，進退有很大的余地，相比之下，東晉所占地域就此較狹小，"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因循所長，以固大業"，這里的"因循所長"，是指的東晉的地理環境，就是說東晉的地理環境仍有優勢，江淮是天然屏障，對守勢極為有利。

　　在"內憂已深"的情況下，想訴諸于武力，解決"外不寧"是很難實現的，誠然歷史上曾有過"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但這種情況是有前提的，它不僅在于"獨運之明足以邁眾"，而且"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現實與歷史上的"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情況不同，豈能"求之與今"。據此，王羲之認為只能采取權宜之計："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他提出"保江"（又稱"保淮"）的戰略計劃：以江淮流域為根據地，把徐州、商丘的兵力拉回來，這樣可集聚在安徽合肥、焦郡，江蘇廣陵、河南許昌的力量，等待時機發動進攻。"保江"策略源于王導的思想，那時很多人都不理解，認為這是置中原于度外，忘仇忍恥。事實證明，不審量彼我，盲目采取軍事行動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審量彼我就是要了解敵我雙方的客觀情況，"知彼知己"方能"百戰不殆"，這是許多軍事家都懂的道理。要做到這一點并非易事，這必須對"彼""我"作出實事求是的評估，只有審量準確，結論才可能正確無誤。人的認識正確了，戰爭的戰略才有可能正確。殷浩對王羲之的對敵我雙方的分析和建議置若罔聞，失敗是理所當然的。王羲之對北伐后果一語中的的分析預測顯示了他的正確思想。

　　王羲之是一位政治家、軍事家，了解這一點的人并不多，研究得也不夠。明代洪應明在《容齋隨筆》中列舉了王羲之對北伐的真知的見后，不勝感慨他說，"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于用耳。而為書名所蓋，后世但以翰墨稱之??則一藝之工，為累大矣。"洪應明的話是符合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