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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一本好書，搜得電子版，覺得真的寫得太好了，希望看我博客的朋友們也能一睹為快。 內容簡介? ? ? 《問中醫幾度秋涼》是一個中醫世家“叛逆者”的自述！繼劉力紅《思考中醫》之后又一部思考中醫、感悟人生難得的佳作！《問中醫幾度秋涼》從回憶母親中醫治病開始，一路寫來，有中醫的神奇、有中醫的道理、有中醫與西醫的區別、有人生的智慧、有豁達的胸襟、有現代人常常忽略的東西、有不少值得深思的問題。 ? ? ? 艾寧，原名梁愛寧，女，漢族，1958年11月生于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母親是中醫，父親任教于齊齊哈爾大學。7歲上小學；12歲隨父下鄉插隊；17歲進工廠學徒，做銑工；21歲考入哈師大中文系；25歲畢業任中學教師，后任成人教育教師，先后在教師進修學校和電大教課；32歲調到婦聯，從事維護婦女權益工作；35歲調到企業任經營廠長(26歲起做兼職律師10年)；37歲考入檢察院任檢察官；46歲時女兒考入中醫藥大學；47歲上網在論壇寫雜文；49歲寫記敘母親行醫和女兒學醫經歷的網絡紀實文章《問中醫幾度秋涼》。 《問中醫幾度秋涼》，標題看了幾次都不想點開，以為又是反對中醫者在跳梁。因為我知道中醫正是春寒。點開看了一節，就欲罷不能了，不得不慢慢品完60多節：如清純的泉水，涓涓細流，潤澈五臟六腑，沐浴身心。既是好文，又是美文，還能清涼解熱、調和陰陽。 她母親是一位“拎著三根手指頭走天下”、活人無數的民間中醫；她女兒正在中醫院校就讀，同時拜了師傅，是一個有點“另類”的現代中醫生；她自認為自己太理性而沒有學成中醫，學了中文，做過教師，當過律師，做過婦聯工作，搞過企業，現在是一名檢察官，可以說是這個中醫家庭的“叛逆者”。如今她常常為沒能將母親的寶貴經驗繼承下來，傳給女兒、留給社會而愧疚、自責。于是，從2007年4月起她將自己幾十年來在這個中醫家庭中對中醫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以隨筆的形式在網上連載，期望能給他人以啟示和參考。? 正所謂“旁觀者清”，她的特殊背景，使她能以一個“局外人”的平和心態來真實、客觀地進行追憶、描述、議論，少了“當局者”的感情用事、高談闊論，也沒有對立者的誤解成見、打罵攻擊，完全都是真情實感。加上她豐富的人生閱歷和良好的文字功底，整個文本夾敘夾議，細膩生動，清新自然，讀來猶如聽一位智者在娓娓講述那身邊的事情，非常輕松愜意，引人人勝。中醫的魅力，中醫的神奇，中醫的傳承，中醫的尷尬，中醫的困境……人生態度，生老病死，健康幸福，等等命題都隨著她平實、真切的記述一一自然呈現，讓你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感染，產生共鳴，引發思索。 （01）母親是個中醫 ?母親是個中醫。 第二批藥發放完了，這個春天就過去了。 相比之下，說中醫怎么原始都不過分。中醫沒什么設備，一些老中醫甚至就在三尺蓬屋里給人看病，設備就是三根手指頭。母親就講“拎著三根手指走天下”。母親的診室就是在家里。后來她病了，躺在床上也給人摸脈。 （03）母親教人把早產兒放在貼近肚皮的位置，再用棉褲兜住，跟袋鼠似的 現代人對醫學產生了依賴性，有一種生活醫療化的傾向。對醫學的信奉使人們不能“我的身體我做主”，于是，本是自然的事情也變得不自然起來。 我的一個同學給我講她在澳大利亞生孩子的經歷，聽得我目瞪口呆。感到現代醫學把生孩子這件事弄得不再是一個自然、簡單的過程，而是一種有如“神六”發射的高科技程序。我想，我要是經過這樣一個生孩子過程，被激發出來的一定不是母性，而是對高科技的崇拜之情。 她先敘述產前檢查。我聽了說：“完了，非給你剖腹不可。”我知道這種情況也完全可以自然分娩，不是非剖腹不可。她說：“是啊，醫生說了，這是必須的。”人家西方醫生還很以人為本哪，刀口劃在下腹部，還是弧線形，考慮到讓你還能穿比基尼。她說，手術室為抑制病菌，溫度很低，做完手術又用涼水給她進行了全身清洗。我說：“完了，你非發燒不可。”她說：“醫生說了，這也是必經階段。”我聽了替她叫苦不迭，誰說生孩子就非得發燒呀？醫院趕在她發燒之前先給她掛上吊瓶，這樣她就不至于燒死。一聽用藥方法和飲食，我說：“天啊，你非沒奶不可。”她說，醫生說了，沒奶也是正常的。好在西方服務設施完善，什么都想得很周到，孩子喝牛奶不成問題。我聽了不由得佩服西方的高科技真是有本事，硬是把正常和不正常給顛倒過來，還能給不正常的事鋪出路，使新一代人接受其為正常，我真懷疑，科技力量能把這條不自然之路鋪多遠？是不是有點越過真理了？ 我告訴我的同學，她的確“享受”了一番西方的一流科技服務，但除了挨一頓大可不必的“收拾”外，沒得到任何好處。 我推崇科學，但還沒有推崇到為了享受高科技而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生命交給醫生去整治的地步。 每年單位體檢，都能掀起一場治病浪潮，因為沒有人是沒有“毛病”的。一位同事按照醫生的建議把子宮“挖”出去了，闌尾“切”下去了，膽囊“摘”除了，被除掉的還有扁桃體、蛀牙……醫生告訴她，她身上的痣也應該全部挖光，以防癌變。 醫生拿著我的檢測結果大驚小怪，說我有許多病，還得進一步深入檢測下去。我說，你們還有什么樣的檢測儀器？我患病的數量和輕重程度與你們的檢測能力成正比。按醫生的意思，非得把我治成各種檢測指標的平均數才行。 西醫的科技手段是如此的發達，以至使西醫的治病成了科技展示。但從相對原始、落后的中醫角度看西醫又能看出其高科技背后幼稚的一面。 看一條美國最新科技報道說，發現早產兒放在保溫箱中成活率很低，而要是貼著人的皮膚給早產兒保溫，成活率卻很高。這讓我說不出的暈。在中國，早產兒的成活率一直很高。過去的人，穿很寬松肥大的棉褲，母親教人把早產兒放在貼肚皮的位置，再用棉褲兜住，跟袋鼠似的，七八個月的早產兒也多兜活了。美國的最新科技就發現這個？每年春天市場上的小販都會把要死的雞雛給我，我把它們用布包上放到懷里，都能活過來。 我不是反對現代生活的醫療化，而是對這種將人與自然越隔越遠的醫療做法持保留態度，有些擔憂這種生活方式對人的思想意識產生不良影響。 我看西方人就像看他們的牛，看他們的樹一樣，高大、健壯、白皙、純凈、精力充沛。和他們相比，我們的確是“東亞病夫”。今天的“東亞病夫”也想把自己的“病”摘除干凈，也純凈得如西方人一樣。可是，德國人為他們的樹擔憂，沒有一只蟲子在身的森林，必須靠定期噴藥來維護，因為它已受不了一場小小的蟲災了。純凈的牛也要靠不可少的抗生素來保持純凈。西方的人靠醫學把可能的不安全因素盡可能地剔除干凈，但身體過于純凈究竟意味著健康還是危險？生活醫療化到底是我們的積極選擇還是無奈退守？ 中醫以陰陽平衡論健康。對“病”不是千方百計地找到它、摘出它、消滅它，而是重視它產生的原因，改變它產生的條件，引導它棄惡從善。這就像中國人看一個人往往不按一個標準去論人的優、缺點，而是整體地看一個人的屬性。我常常說不出我朋友的優缺點是什么，也無法想象從朋友的性格中摘去“缺點”之后他們會是什么樣。優缺點之分的思維會使一個人以為改掉自己所有缺點就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完美的人。殊不知，改正缺點與成為完美的人是兩回事。所以，摘去了“病”并不必然地就成為一個健康人。 中醫的著眼點的確不在“病”上，而是在健康上，這個健康概念甚至允許“病”與人共存。于是，中國人的身體不是純凈的，有“病”、有“毒”、有“菌”。中醫治病，嚴格講，不是摘“病”、消“毒”，而是引導病、毒，以病治病，以毒攻毒，生、克、制、化，扶弱抑強，固本強精…… 可是，醫療生活化已成為年輕一代人的生活模式，他們已經習慣“科學”而自覺排斥自然。多數年輕人視自然為敵人，視科學為保障。我同學的兒子從大城市來我家，我給他做自然食品，他拒絕食用，指著蒸熟的土豆說：“馬鈴薯皮有毒，不能吃。”我問：“那你吃什么？”他說：“我要吃火腿腸。”我問：“火腿腸中的那些添加劑就沒毒么？”他說：“人工合成的化學產品是無害的。”存在決定意識，身在科學中，便成科學人，今后出生的孩子會不會覺得環境污染也是正常的？ （04）可母親說：中醫無“絕活”。她寧可把本事帶進棺材，也不傳給我 母親的醫術的確讓人找不到攻擊她的口實，就連在她身邊的我和我父親也不得不佩服她常能把被西醫宣判死刑的病人救過來。 于是，我產生了一個投機取巧的想法。我想，西醫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學了就能會，中醫有點不好學，如果母親能把她的“絕活”傳給我，我不就可以在醫學上走捷徑了嗎？ 我把這想法跟母親說了，我想她會抓住我想學中醫這一機會，把她的畢生所學傳給我。可母親說：中醫無“絕活”。她寧可把本事帶進棺材，也不傳給我。 母親拿出一沓書，都是《傷寒論》一類的中醫經典，差不多與我等身高，說讓我先將這些書都背下來，然后才教我本事。 母親太不講究教學方法了，怎么也得循循善誘才是呀。她也不想想當時我正身處科學高速發展時期，科學把世界改變得日新月異，令我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如何接受得了古老的陰陽五行呢？我想，陰陽五行是古人在沒有探測手段時所做的無奈的比擬方法，樸素就是簡單的尊稱，現代科學一定能提供出比陰陽五行更好的理論。那時代雖然還沒有“發展就是硬道理”之說，但我堅信，隨著科學的飛速發展，中醫占據的地盤最終會完全讓位給西醫，如果我用背下一沓古書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科學的話，將會有更大收獲。再說，我絕無在不研究透科學之前去搞陰陽五行之理，我應該全力推進科學發展。 這疊書我也背了幾本，藥性、湯頭和辨證，我認為這就足夠了。可母親卻說我僅僅知道這些比什么都不知道更糟糕。母親說，學中醫必須打下堅實的基礎，那就是背經典，而一知半解就會成為害人的庸醫。 我之所以沒學中醫可能與我過于理性有關，因為我看不到從醫途徑。 “文革”前，有個年輕人病得要死，是母親救活了他，他覺得中醫很神奇，就跟著我母親學中醫。他是真聽話，把那一沓子書全背下來了。他聰明、能干、要強，可終其一生也沒有找到從醫之路。他后來做到一個大型國營廠的廠長。晚上回家，家中就坐滿等他診病的人。可他不是醫生，沒有處方權，我曾聽他傾訴這一痛苦。我可不想做有醫生的本事，卻沒有醫生權利的人，不想與那個廠長同一個下場。 我曾有一個能夠成為醫生的機會，我抓住了，可母親迫使我放棄了。 在我們城東邊有一個不為人知的荒涼濕地。有一年冬天，湖心島上的一個老太太得了急病，方圓百里沒有一個醫生，只得騎馬到幾十里外的軍馬場向獸醫求救。年輕的獸醫趕去，用給馬治病的藥和注射器給老太太救了急。事后，這個年輕人到母親這來討教，母親給他拿藥治好了老太太的病，又給村里好多人治好了病。 我17歲中學畢業時，這個村就要求我下鄉到他們村里去做赤腳醫生。我考慮了一番，答應了。可母親堅決不同意。雖然母親是醫生，可她自己的身體極弱，離開我的照顧她也真是難以活下去。 在那個年代，作為個人，沒有現今的生活之憂，不用考慮謀飯碗的問題。當時只是聽毛主席的話，想做個有用的人，像對待其他技能一樣，我掌握了一些醫學技能，除了針灸之外，西醫的測血壓、注射、聽診、急救什么的，也學了一些。母親不善言談，她不能說服我學中醫，又堅決反對我從技能層面上接受中醫。當時我不理解她反對的真正含義是什么，中醫難道不是技能么？既然我可以從技能層面學西醫，為什么不能這么學中醫？從我當時所形成的學習觀點來看，中醫是不可學的。這樣一來，與其背一沓子舊書，不如讀一沓子新書。背舊書不一定有學問，讀新書卻會有知識。于是，理所當然地，我走向了科學。 面對強大的科學攻勢，母親便是想拉自己的女兒學中醫也是不可能，由此可以看出，學習不能是強迫的，人首先要受社會環境影響，母親如果17歲時處于我那個時代，她也不會投到中醫門下，也會去學西醫，所以說真正的學習是出于自然。 母親自己接受中醫的過程十分自然。母親體質極弱，屬于先天不足后天虧損那類的，十幾歲時，連一條橫道都跨不過去，走幾步就要昏倒，還曾一度失明。家有后娘，無立足之地。可能是出于求生的本能，她摸到當地一位著名的老中醫處，跪倒在地，磕了三個響頭，誓死學醫，就此拜師。是中醫救了她的命，也賦予她生存的本領。我想，正是基于此，她的中醫立場才一直堅定，她的行醫方式才沒有偏離中醫的傳統。母親的師傅能在那個年代破格收下一個女弟子，是不是也看到了這一良好的學習動機呢？ 母親是1924年生人，17歲學中醫，24歲開始走鄉串戶獨立行醫。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集中年輕的中醫上西醫院校，統一接受系統的西醫培訓，因此，要真是講學歷的話，母親是出自西醫院校。在培訓過程中，大批中醫改學了西醫，走出校門后當了西醫。母親也會西醫的診治方法，她也用聽診器。我女兒小時候發燒，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得了肺炎就貼著她的胸和背聽“干啰音”、“濕啰音”，就是母親教我的。在母親的書架上，有成套的西醫解剖、生理、病理的書籍。我是從母親的藏書中了解巴甫洛夫學說的。母親有許多轉做西醫的機會，但她總是微笑地搞她的中醫，不為大勢所趨。? （05）從母親的行醫方式上，我不僅看到了她師傅的影子，還隱約看到了那條千百年來中醫人走過的道路 母親學醫時，每天早晨三點鐘起床，做師傅全家十一口人的飯，燒火時還背著書，她把師傅指定的書全背下來了。那時她接觸不到科學技術，也沒有別的哲學思想分心。一對一的師承教育為她打下了堅實的中醫基礎。這樣的學醫條件是后來的我和我女兒所不具備的。 母親背了醫古文書，得了師傅的言傳身教，形成了堅定的中醫信念，此后她的一生就是她師傅精神財富的傳承者。雖然我不認識她的師傅，不善言談的母親也不會過多地向我描述她的師傅，可從母親的行醫方式上，我不僅看到了她師傅的影子，還隱約看到了那條千百年來中醫人走過的道路。 母親受師傅的影響是不自覺的，內在的。我曾覺得母親不太了解她的師傅，因為我提出的關于她師傅的許多個為什么，她都回答不出。她的師傅不貪財，憑他的醫術，想要發財不是難事。他全家十一口人，生活儉樸，粗茶淡飯。他的大兒子也跟他學醫。他死時，把他的醫書、藥柜等物均分成兩份，給他大兒子一份，給我母親一份。母親把她師傅這些東西一直保存著，我小時候就是用她師傅留下來的藥碾子壓藥。我覺得母親的師傅很了不起，在舊社會，能收女孩兒做徒弟，還與兒子一視同仁，讓我十分佩服。 母親受她師傅這一影響很深，她說，醫生因給人看病而發了財就是缺德了。所以，母親掙了錢就用于備藥，然后再舍藥給窮人，這正是她師傅的做法。 每當有流行病或瘟疫發生，母親的師傅就當街舍藥，分文不取。母親說，有一年鬧霍亂，師傅當街支口大鍋，里面煮著藥，排出幾張木床，看到有人打晃過來，就扶倒在床上刮痧，然后往人身上澆瓢熱藥湯，再給喝一碗熱藥，這就救活一個。全家上陣，累得要死。 乘人之危，發國難財，對母親的師傅這樣一個醫生來講是不可想象的。我想，她師傅也是從自己師傅處學來的吧，這也應該是中醫的一個傳統吧？從母親的敘述中，我沒看到當瘟疫暴發時舊政府有什么作為，都是那些植根在民間的中醫自發地行動起來履行一個醫生救死扶傷的天職。 我上中學時，中學分成三個班，分別學醫學、農機和種植養殖。我被分到了醫班。學一段時間后就跟醫療隊下鄉。母親就給我帶藥下鄉，要我舍藥。母親年輕時是游走鄉間的郎中，她熟悉農村常見病類型，所以給我帶的藥都是有針對性的，并仔細告訴我如何舍藥。可我那時才十幾歲，做什么事都不太用心，母親的話聽一半忘一半，到了農村要用時才發覺好像什么都不清楚。 我看到一些批評那時醫療政策的言論說，農村的“赤腳醫生”什么也不懂，根本治不了病，純粹是糊弄人。這話要是從我當年的情況來看的確是不錯的。我真的是什么也不懂，背個藥箱子滿村亂跑，玩心比工作心大，做不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可我也跑遍了所有有病的人家，能向醫生匯報誰家有什么癥狀的病人，還能提出我的意見供醫生參考，也能跑到病人家傳達醫生的醫囑，同時宣傳衛生常識等。我懂得不多是真的，我治不了病也是真的，但如果說我沒用我可不服。我是醫生的調查員、通訊員、宣傳員……醫生下醫囑，是我走到各家去給病人服藥、打針、做理療，我覺得我是真正的衛生員，怎么能說我沒用，是糊弄人呢？我們現在“大醫生”不少，可在醫生和病人之間充當我當年角色的人不多，護士只是單純執行醫囑，怎能像我那樣搜集情報，放大醫生的作用，讓人們看到我就感到與“大醫生”取得聯系了呢？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就站在了醫療衛生工作的前沿，直接接受生活教育，如果我最終能當上“赤腳醫生”，我還能總不會看病治病么？所以，我一直不認為毛主席在這件事上做錯了。 “赤腳醫生”的培養方式在我看來就是一次中西醫結合。在這個問題上我不以成敗論英雄。西醫那種學校式的廣泛“復制”人才是“赤腳醫生”產生之始，隨后將他們播種撒到農村大地上讓他們尋找生機又是中醫式的生存方式。這有點像在室內大盆里讓種子齊刷刷地發了芽，再拋到大地上一樣，如果土壤條件好，當然可以早熟，如果條件不好，反倒白瞎了這種子。而中醫有點像野生種子，不輕易發芽，一旦發芽就有生命力。 由于接受過西醫培訓，所以，母親干起西醫來，也挺像那么回事，脖子上掛著聽診器，也會用西藥，也會注射，也會看片子……但她骨子里卻是師傅鑄就的中醫。 20世紀50年代，在一般工人月工資只掙三十幾元錢，八級工匠才掙六十幾元時，母親是大醫院里拿九十幾元月工資的醫生。母親性格溫順，待人親切，同事關系和醫患關系都很好，醫術又高，著實說在醫院工作應該是得心應手，游刃有余。 可是，醫院不適合母親，或者說，西醫院的模式不適合中醫。母親的工作方式是她師傅那種作坊式的。像我前面說的，她是根據氣候的運行，在流行病暴發前備好藥。可醫院不可能允許她這么做，她用藥又活又廣，但醫院進藥有限。母親的許多常用藥是毒藥、禁藥，正常配給醫院，醫院都不敢要。母親又總是抑制不住自己制藥的沖動，這些在醫院都是不可能實現的。醫院的分科更是限制了她，因為她是綜合性治療。總之，因為她有過獨立行醫的體驗，在醫院里工作就感到捆住了手腳。于是，母親毅然放棄了在大醫院的工作，辭職回家，又干起了家庭作坊式的診所。 從我母親那一代開始，想要堅持中醫就得頂住社會主流的排斥，頂住家人的不理解，甘于清貧和寂寞，沒有強大的精神力量怎能做到？ （06）母親給一個女人診過脈后并不開藥，只聊天 在母親的作坊里，我在她的指揮下制藥，制湯劑、散劑、丸藥、膏藥、藥酒…… 那時，我不喜歡自己一身的藥味，時常為自己一身藥味而難過。沒想到，幾十年后的今天，到中醫院或路過中藥店我都要做深呼吸，就像現代人到氧吧吸氧一樣，中藥味能打開我全身的細胞，可能就是那時候被“毒”化了，至今留有毒癮。 即使是小時候，我也能看出母親不適合在醫院行醫。當有中年婦女領著病懨懨的女兒來看病，診過脈后，母親就把中年婦女拉到一邊說：“你這當媽的糊涂，該給姑娘找婆家了，不要等出了事……” 著實說，母親的性格不適合做媒婆，但母親卻為此沒少給人撮合婚姻。后來我繼承了母親這一傳統，12歲時就給人做媒。一男一女分坐在我兩邊，拿逗我說著話。說著說著，兩個人一起走了，把我扔下了。婚禮上，他們總說是自由戀愛，把我這個媒人給忘了。而后來，我把人家把我忘了視為做媒的最高境界。我父親極力反對我和母親“管閑事”，他說，做人有兩大原則，一不保媒、二不薦醫，保媒和薦醫這兩樣都是落埋怨的事。但我知道，好多好姑娘在青春期把控不好會一失足成千古恨，這與道德品質無關，適當地幫她們一把，有益她們一生。我看《西廂記》，看張藝謀的《我的父親母親》，看到的就不是愛情，而是發情。因為與我在母親診所里看到的情況是一模一樣的。 有一位叫小珍的姑娘，反應強烈得讓母親和幫助母親的我沒少費心。她媽媽除了暴打她沒有別的辦法。她甚至不能好好地處對象了。曾有一個很不錯的小伙子與她相處，她不敢讓自己媽知道，就把男朋友領到我家。母親為了促成他們的婚姻，留這小伙子吃飯。我陪這個小伙子下棋。小珍不去幫我母親做飯，老是過來往這小伙子身上貼。當時我才十二三歲，把我恨了個牙根疼。從我家吃完飯出去，兩人到城外散步，她往玉米地里拉這小伙子，把人家嚇跑了，再也不肯見她。越是遭到拒絕她越瘋狂，除了母親極力安撫她，人們全嘲笑她。最后只有一個病歪歪的、做過大手術、無爹無娘、身無分文的小伙子沒跑，被她拉上了床——這個床在她上班的紡織廠女工宿舍。女工們故意等到時候，領著保安，砸開房門，把他們堵在屋里———她只好與這個男人結婚。婚后生活很艱難，再后來聽說她削發為尼，出家了。 也有一些中年婦女，輕佻，放蕩，看到男人眼睛就發綠。有一個婦女來看病，說她夜夜夢與鬼交。母親這邊正給她開方呢，她看到我父親在里屋躺著看書，就蹭過去要躺在我父親身邊。我大怒，可母親只是琢磨方子，并不理睬她在干什么。 這些情況使我小時候不認可我母親的診所是醫院，也覺得她做的許多事情不屬于醫學范圍。便是在今天，這類情況在醫院也很少見。 中醫沒有心理學這一科，但母親在她行醫生涯中，一直沒有把這心理的、精神的疾病從她的醫療范圍內剔除出去。她沒學過心理學，也不懂哲學，她僅靠她所學的中醫理論去處理問題。母親對精神類疾病的態度和看法與西醫有很大不同。我一直關注西醫對精神疾病的研究。母親去世30年了，這期間心理學發展是極為迅速的，可我發現，其科研成果并沒有超越母親所在的中醫認識范疇。我在母親診所見到的好多現象西醫并沒有談及，其解釋并不比母親解釋的合理。 母親治不孕癥很出名，許多人來找她治。有一次，她給一個女人診過脈后并不開藥，只聊天。我那時對母親看病不感興趣，坐在一邊看我的《十萬個為什么》。那年代一般醫院還沒有心理醫生一說，更沒見過心理療法。病人是位中學老師，很高雅的。談著談著，突然那老師大驚小怪地一喊嚇我一跳，她拍手叫道：“天，我明白了。這么說，那些有作風問題的女人是因為有生理方面的要求？”那時還沒有“性冷淡”這一說法。母親診脈摸出來了，正在啟發，誘導她，她這是剛開了竅。 我在工廠當學徒工時，有一位女同事患有不孕癥，丈夫嫌她不生育，要與她離婚，她不肯，被丈夫打折了三根肋骨，她悲痛欲絕，哭天喊地。我們女工團結一致地同她丈夫作斗爭。回家時我很氣憤地向母親敘述這件事。母親卻平靜地說，這么打就好，年底就能生兒子了。我聽了，覺得母親這話真是毫無道理，兩口子往死里打架還能打出兒子來？太荒唐了。 果然，年底同事就生了個大胖小子，兩口子抱著樂得合不攏嘴，我也驚奇得合不攏嘴。可此時我卻無法問母親這是怎么回事了，因為母親已經去世了。 經過幾十年的琢磨，我也琢磨出其中的道理。我一個朋友患有不孕癥，一輩子沒生孩子。她與丈夫頭半生相敬如賓，沒紅過臉。可到了更年期她卻一反常態，對丈夫大打出手。她對我說：“我忍了一輩子，憋了一輩子，再裝下去我就要瘋了。”我遺憾地說：“你早打啊，早打把心中的壘塊撫平還能生兒子，你打晚了。”所以，我也像我母親一樣，人家兩口子打架我不輕易勸架。我曾做過婦聯的權益部長，專管維護婦女權益。經常有婦女被打而來求助的，我總是詳細了解情況，不輕易下判斷，慎用法律武器。老百姓常說的“清官難斷家務事”，就是把清官的理性擋在了家門外。因為這里有很微妙的心理因素，有不為我們所知的東西需要我們認真加以研究。 （07）母親對自己沒有十二分把握的病輕易不給治，不把病耽誤在自己手里 也有母親治不了的病。一個姑娘圓臉、高大、漂亮，看上去很健康的。母親號完脈，將姑娘的媽拉到一邊說，我治不了這病。現在我知道，這是白血病，那時沒有化療和放療，更沒有干細胞移植，無論中醫還是西醫都沒有把握。 母親對自己沒有十二分把握的病輕易不給治，不把病耽誤在自己手里。但對于治了一圈治不好，病人家苦苦哀求“死馬當活馬醫”時，她并不是拿不出辦法。她有個柜子裝一些特殊藥，其中毒藥居多。她用這些藥就是“以毒攻毒”，往往內服外敷，還有許多禁忌。我記得藥里放紅汞時就告訴病人絕對不能吃小米飯。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為什么。 自從西醫東進后，中國就與別國不同，有了治病上的中西醫選擇，又有了醫療事故一說。由于追究醫療責任的標準是西醫的，中醫的理論與西醫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為了自保，中醫通常會先讓西醫下“死馬”鑒定，然后再“死馬當活馬”治。如今人們在攻擊中醫時說中醫不能治急癥、重癥，因此不是主流醫學。這種觀點我不認同，這是拿結果當原因說。如果中醫院每天都像西醫院死那么多人，死亡證明怎么寫？醫療官司怎么打？西醫居醫界領導地位，我的工作經驗是遇事先用領導說的辦法，等領導的辦法不好使而他再拿不出辦法時我再悄悄地用我的辦法。如果你批評我為什么不在領導拿出辦法之前用我的辦法，結論是我無能，我會認為你是從外星球來的。 既然西醫一統了診斷權，于是，母親常勸病人先去找西醫治，其實就是要西醫的診斷。如果病人不肯去找西醫，或找了西醫沒治好又回來了，母親才肯下猛藥用中醫的方法治療。中醫在治病上力求四平八穩的做法以前我以為是我母親的個人做法，后來才明白這是中醫人的共同做法，這不是中醫的無能而是中醫的無奈。如今，同是西醫院，如果遇到治療風險大的病人西醫也推諉，好多病人就是在不停轉院的過程中耽誤了搶救時機。 正因為這樣，在中國大地上經常會發生一些讓人匪夷所思的治病故事。我一個朋友，他女兒在五歲時得了腎病，在當地醫院治、到省院治，最后到北京長年住院治。這些治療只是為了延緩孩子的病，為的是能堅持到12歲才可以換腎，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為了給孩子治病，他傾家蕩產、負債累累。為了讓他散散心，能找到他時，我們就請他出來吃點飯，喝點酒。他總是一杯酒下肚就伏在桌上哭。眾人給他捐錢，給他攬活，想法增加他的收入。大家認為他會讓這個病孩子拖垮的，應該另做打算，就推舉我去跟他談。我小心翼翼地跟他說，這個孩子也算是治到家了，再生個孩子吧……沒容我把話說完他就急了，表示絕不放棄這個孩子另做打算。我只有嘆氣，無可奈何，等待最后悲慘結局的到來。可就在這時，事情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轉變，我們當地的一個老頭，祖傳一個方，只治腎病中一種類型，我這個朋友在有病亂投醫的心理支配下就給孩子用上這藥了。結果這么大的一個病，就像治個感冒似的就好了，好得讓人難以置信，什么后遺癥都沒留。后來我看到這個孩子，不僅健康，而且頑皮。我問這孩子怎么比別的孩子活躍？她父親說，這孩子小時候整個接受的是醫療教育，也算是特殊教育了。 西醫現在雖然是“大醫生”，但其醫術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難道大地上生長出的只有西醫是苗，中醫就是應鏟除的草？官僚主義便是在學術界也會自發地生長出來。 出差住店經常能遇到外出求醫的人。高度的緊張，巨大的精神壓力，往往使他們無心顧及別人。有一天半夜，我爬起來，拉開燈，對同室另一個女人說：“你起來吧，反正你成心不讓我睡，我就不睡了，你說，你這么大聲唉聲嘆氣是怎么了？”她說她第二天就入院開刀，心里十分害怕。我忘了她說她是什么病了，反正她說完她的病，我說你這病也用不著開刀啊。然后我給她出了個什么招，第二天分手各奔東西，也就忘了這事。 幾個月后她給我來封信，說按我說的辦法把病治好了，高興得不得了，特地告訴我一聲，說我是她的貴人，把我贊得神乎其神，我卻怎么也想不起來是怎么回事了。 我在街上遇到一個幾個月未見的朋友，問他這幾個月做什么去了？他說治病去了，得了白血病。我驚訝地看著他，怎么也看不出他是白血病人。他說他住進了天津血液研究所，醫生說他至少也得做4個療程的化療才能使病情穩定。在第一個療程中，他不停地收集信息，并進行全面分析，第一個療程一結束，他就不告而別，從醫院逃跑了，獨自跑到從研究所聽來的一個中醫處吃上了中藥，把病治好了。他得意地說，他沒花多少錢就把病治好了。看他治白血病竟像治個普通病，不由得想，如果他是個西方人又往哪里逃呢？中國的事真是有意思。 我認識一位老醫生能治癌癥，前年去世了。我曾親眼看他把我朋友父親的肺癌治好了。他的治法是前胸后背敷藥帶喝藥。朋友的父親開始不信，不肯用藥，朋友跪在地上舉著藥不起來……病治好后，醫院說一定是診斷錯誤，不可能是治好的。朋友的父親氣壞了，要和醫院打官司。他說，照這么說，我對單位說我得癌了不成了欺騙組織了嗎？ （08）我母親可真夠聽話的，就這么讓師傅安安靜靜地餓死了 我一個朋友，他是少有的好人，總是盡心竭力地幫助別人卻不求一分回報。他不抽煙，不喝酒，連茶都不喝，所以想給他送點禮都沒東西可送。一天，別人告訴我他從北京做了口腔手術回來了，正在鬧絕食，讓我去勸勸。我很痛心，讓這樣的人死了的確太可惜，可怎么勸呢？這不是勸的事，怎么也得借助點什么。 我從一個農村老太太那弄來一瓶用野獸油脂配制的藥膏，拿到病人床前，告訴他抹上這藥可緩解疼痛，并勸他努力吃點東西……見我一副誓不罷休的樣子，他伸手要來紙筆，寫了三頁稿紙，這是他的絕筆，此后他再沒寫一個字。他寫得很明白，他得的是口腔癌，家人簽字做了手術，將整個上腭切除了，他說不了話，不能吞咽，疼痛不堪，這樣的生命還如何存活？有什么意義？他寫道：“請讓我安安靜靜地死去。”他絕食九天而死。 這之后，對危重病人，如果是我的好友，我往往不是救，而是幫助他們速死。我知道我這么做是不給自己留后路了，我沒有理由讓朋友們速死，而輪到自己那天卻貪生怕死。我想，我這樣做就是等到我那天，朋友和女兒會如法炮制，替我了斷。 看到巴金的艱難死亡，我的心情有說不出的復雜，巴金是多么敏感、細膩的一個人，他從前經受的所有苦難和凌辱都抵不上后來不允許他死亡帶給他的羞辱來的大。巴金年輕時推崇西醫，曾立誓說把自己的生命交給西醫去處置。西醫把他的氣管切開，吃東西是從鼻孔直接插到胃里去，不能動，不能說話…… 由此，我想到了母親師傅的死。 母親說，她師傅在過了60歲生日后，收拾干凈一張床，交給我母親一個蠅甩子說：“別讓蒼蠅落我身上。”然后躺下，絕食七天而死。 我追問母親：師傅為什么要死？是生病了嗎？是厭世了嗎？是信仰什么教嗎？母親說都不是，師傅只說，人活60就可以了。可我覺得這話站不住腳。對中醫來說，60歲正當年，正是經驗豐富，大有作為之時，怎可以死呢？我一直認為母親太女人，給你蠅甩子讓你趕蒼蠅，你就趕啊，師傅說要死，你就讓他死啊？便是大家都認可了，你也不能認可啊，你得勸啊，哭喊啊，給他灌米湯啊！母親說，那不行，師傅要安靜。我母親可真夠聽話的，就這么讓師傅安安靜靜地餓死了。 多年后，當我看到母親對待死亡的安詳態度，才意識到母親在為師傅驅趕蟲蠅的那七天里已經接受師傅對死亡的態度了。中醫給了母親一個順應自然的生活態度，一個淡泊的心境。她的師傅一生不求財、不求利、不求名，便是對生命也是適可而止，早早撒手。這一人生態度對她產生了深遠影響，母親和她師傅的做法一脈相承。如果母親執著于生命、執著于青春、執著于名利，她怎能做到在醫治病人時因勢利導、順其自然、舒理氣血、平和陰陽？ 看到現代人對生命不顧尊嚴地執著，看到西醫為了配合人們的這一執著而采取的一系列超出一般人心理承受能力的搶救措施，我隱約地感覺到母親師傅的死似乎有點道理。 巴金提出過安樂死，但沒人理睬他。當巴金再一次被搶救過來后，他萬分無奈地說了他人生最后一句話：“我愿為大家而活著。”這是何等的悲憤？我們活著的人能承受得起巴金為了我們而這般活著嗎？ 在巴金不能說，不能寫，頭腦又很清醒的這六年里，不知他躺在床上是否想到了他年輕時的話？他對這一處置是否滿意呢？ 冰心晚年為自己制了一個印章，上書一個 “賊” 字。她解釋說，孔子說老而不死是為賊。我想，現代人能理解冰心的用意嗎，會不會認為她是在作秀？ 我感到孔子之所以這么說也是有他深刻的人生體會的。過去的人對死亡不像我們現在人對立情緒這么強，這樣拒不接受。小時候看一些剛剛60搭邊的人就開始納個鞋底，備塊布料，穩穩當當地為自己備壽衣了。記得母親給我一塊很漂亮的絨布讓我送給我奶奶的姐姐做“裝老”鞋面。老太太得到我送的鞋面的確是非常高興。可如今我敢給誰送壽衣么？現在人給長輩備壽衣是躲著、藏著的。我一個朋友的公公病了，不肯吃飯，朋友讓我把放在我這兒的壽衣給她送過去。一看到壽衣，她公公嚇得立馬就吃飯了。 過去的老人時常晾曬壽衣，過年時還要拿出來穿一穿，這是多好的死亡練習啊。我家鄰居有個老太太，她在大衣柜旁邊睡覺，夜里覺病，自己把壽衣穿好，早晨家人起床，看到老太太穿戴整齊，已死多時了。 我爺爺是在給人寫完一幅字后，坐在桌旁，手扶著頭，閉目休息時死的。我奶第一遍喊我爺吃飯時，我爺還問是什么飯菜，第二遍喊時我爺沒應，我母親過去搭脈，對我父親說，咱爹沒脈了！我奶過來告訴我母親把孩子抱到鄰居家去，讓我父親出去通知親屬。等大家來時，我奶已將我爺擦洗干凈，壽衣穿戴整齊了。 從前80歲的人死了是喜喪，孝上要帶紅，可以演奏歡樂的曲子，大家會有幸福感和人生滿足感。可如今，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太太發病，拉著我狂呼：“救救我啊！”這真是給我出難題，都沒有陽壽了，讓我如何救你？人可以不活在歲數中？? 我一個朋友不知怎樣才能使將死的母親高興，便買來高檔壽衣展示給母親看，她母親卻沒有如她奶奶當年那樣看到好壽衣就微笑著死去，而是厭惡地扭過了頭。 因這一態度，人生最終竟是一場悲劇。 人類面對死亡已幾百萬年了，好像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恐懼、拒絕。是西醫給予人可以不斷延長壽命的感覺所致，還是科學給予人可以不斷戰勝病魔的信心使然？還是醫生冷靜到近于冷酷的態度給人造成的心理壓力？ 在人類對自己的認識能力已相當自負的今天，卻認為死亡是不自然的，是強加給人類的，從內心里不承認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這難道是人類認識的進步？? 和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去醫院，她不肯從太平房門前過，說是厭惡。我感到奇怪，難道死亡不屬于她？ 八十多歲的老人不肯死，厭惡死，悲號著去死，讓我覺得不太對勁，也使我在臨終人面前不知所措。如果我奶和我母親不是安詳地離開人世，而像被魔鬼抓走似的悲天愴地，我會在什么心情下繼續生活？ 有時我到醫院去，心情很復雜，不怕死的人到醫院看過都得怕死。死太痛苦了，開腸破肚的，電擊心臟的，切開氣管的，插呼吸機的，放、化療的……渣滓洞里的酷刑也沒有這么多種。 我對女兒說，我不行時你不要把我送到醫院，不要干預我的死亡，我要自然死亡，我相信自然死亡沒有在醫院死亡那么痛苦。誰想當西醫與死神斗爭的武器誰去好了，我不當。 便是西醫自己也不是不畏懼這種斗爭的。我認識一位醫院院長，年富力強，極具工作魄力和挑戰精神，超強的工作壓力使他肝癌變。 他的同學和朋友們都是全國各大醫院的專家、骨干，他們共同研究決定：換肝。 這對我們一般人來說是不可想象的事，但他們做起來卻極有效率，很快就萬事俱備，他躺在了手術臺上。我相信這是由一群中國素質最高的醫生組成的手術團體，奇跡將在他們手上產生。 手術刀剛剛劃向腹部，意外發生了，院長死了！死于意想不到的腦主干血管突然破裂。便是躺在手術臺上竟也無法搶救！多大的思想壓力，乃至壓破腦主干血管？他可是相信科學的醫院院長啊！ 人得有多么強悍的神經才能經得住醫院的治療呢？ 我的一位同事得了白血病，因做了干細胞移植而存活。和她一起進無菌艙做移植手術的共是九個病人，以五個月走一個的速度先后離開人世七個，最后一個離去的不是死于白血病復發，而是跳樓，因為受不了復發的恐懼，精神崩潰了。 我陪同事去見她的主治醫生，他坦言：我給你做完了干細胞移植對你就再也無事可做了，復發不是我能控制的。他十分自然地說，你去找中醫吧，看看他們有什么辦法。 說到移植，談何容易？高昂的費用不說，我那白血病同事一動就罵我：“我是讓你坑了。你說成活率是48%，你看看，有幾個活的？你看我這是怎么活的？”我說，你不能太講生活質量了，你得想，好死不如賴活著。 小時候隨奶奶去探望絕癥親屬。病人往往干干凈凈地坐在床上，奶奶會對病人說：“你剛強能干一輩子了，現在搬個枕頭歇歇吧。”奶奶和病人談死亡，談后事的安排料理，談人這一輩子…… 我去取化驗單，見一個女人捧著化驗單哭泣，說是出現癌變。我把我的化驗單遞給她，上面寫的是一樣的。我們都知道自己會死的，可我們為此天天哭泣嗎？我們似乎不能自然地接受死亡了，好像死亡是強盜，是來掠奪我們的。這使我們上醫院去探望臨終病人時如同與階級敵人劃清界限，我們已經不會得體地對待臨終的親友了。 雖然我們在生理上能夠死亡，在思想意識上卻把死亡屏蔽了。 這讓我想起我奶奶當年的一句話：“現在人是怎么回事，怎么好像都忘了死呢？” 在母親的師傅絕食期間，全家十多口人，各自該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母親安安靜靜地為師傅驅趕蠅蟲，師傅平靜地赴死。相對于巴金的長壽則辱，母親師傅死的有尊嚴。 我的一個同事得了肺癌。他把診斷書挨個給我們看，讓我們想象上面寫的名是自己。輪到我接過診斷書時，我就想象這上面的名字是我，感覺如同接到流放通知…… 我的另一個同事得肝癌死了。他平時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可他對自己的病所表現出來的平靜讓我很敬佩。他說，他也畏懼死亡，當夜深人靜時，當他獨自面對死亡時，恐懼使他發抖、哭泣。但當太陽升起時，他知道這一天他是活的，他要把這一天當活人過，所以他上班，他還是把他的疼痛當平時的胃疼，他還像平時那樣與我們開玩笑。他死時我們全去火葬場送他。 西方接受科學，也接受上帝，這使他們避免了“死到臨頭便發狂”。但在中國，科學的唯物主義徹底到信上帝是傻瓜的同義詞。人們除了自己的生命外認為什么都是不真實的，于是，走向極端自私，走到了唯物的反面。人的設計似乎不太適合直面科學，在人和科學之間如果沒有上帝參與，也需要一種文化呵護人類軟著陸，就這么直接地把人類摔給死亡不行。 （09）姑娘誓死要嫁他，把個爹媽氣得要死，大家暴打了這男人一頓 母親有心臟病。當最早的速效救心丸還是從國外進口的稀有藥時，我母親就有，是我舅舅從國外弄來的。為此，我怨恨過舅舅：“你姐姐什么性格你不知道？你怎么會把藥交給她而沒告訴我？你應該把藥交給我！”母親不僅沒用過一粒，而且沒告訴我她有這藥。我想，在生命這個問題上，她一定是受了她師傅的影響。 父親的一個朋友得了心臟病，器質性病變很嚴重，母親說“真心痛必死”。少年的我不甘心，配制了一個大藥方“梅花點舌丹”，費盡我九牛二虎之力，動用了母親的一些庫存，每一味藥都是我親自加工、研磨，做成丹后拿給他。 可對我的“梅花點舌丹”他并不領情，還大發雷霆，說我是異想天開，他說：“你就不想想？我連口粥都吃不下，你卻讓我用黃酒、蔥白做引吃藥，這可能嗎？”我想告訴他，這藥里有麝香、熊膽、牛黃，最便宜的藥也是蟾酥、珍珠。可我不敢說，我要是說了，他就得問我：“麝香能治我這病嗎？珍珠能治我這病嗎？蟾酥這毒藥你也給我下？”我怎么跟他解釋？我理解這藥能擴張血管、增強體能、以毒攻毒，總之，我把感情都投入其中了，總覺得賦予這付藥一個靈魂，它會去執行我的指令…… 他在我父親那兒告了我一狀，說我愚弄他。父親也批評我不該愚弄他朋友，我哭著說，我要是不愚弄他應該怎么做？是呀，誰能認可一個少年配的藥？他死后我把這付藥拿了回來，母親把它當成像安宮丸、再造丸那樣使用，真是一付好藥。 我也注意到母親醫治的幾例心臟病人。一個16歲的少女，患先天性心臟病，卻被強迫下鄉了。在鄉下她一再暈死。經省級醫院鑒定，心臟缺損，返城分配在廢品收購站當會計。我從來不敢應她之約陪她洗澡，她昏死在浴池里是常事。大家都不知道哪一天她昏過去就不再醒來。 她在母親這兒吃藥。有一天母親摸她的脈說，本已見好了怎么突然又加重了呢？她告訴我母親說有個小伙子要和她相好，可她父母堅決不允許她戀愛，她為此苦惱。母親聽了，就備了四樣禮到姑娘家說媒去了。姑娘父母驚慌失措，母親的面子得給啊，就毫無異議地答應姑娘談戀愛了。當時我雖小，卻有一定主見，覺得母親這事做的不妥。才16呀，那男孩也才17歲，在那個時代可不是一般的早戀。我還記得，女孩領男孩來見我母親，母親告訴他倆：“你們千萬要給阿姨長臉，不能出事……”兩個孩子一個勁地點頭。他們談了十年戀愛，到了符合晚婚的年齡才結婚。婚后生了一個女孩，母女平安。現在想起這事我都后怕，母親怎么能信得過兩個孩子的承諾？萬一有個婚前孕，做流產，女孩不就沒命了？由于女孩快樂、幸福，那么嚴重的心臟病也沒影響她的正常生活。 還有一個23歲的姑娘，也是先天性心臟病，她的病更嚴重，年紀輕輕的，每年就得有幾個月臥床。結婚肯定是不行了，家里要養她一輩子。她也在母親這吃藥。可她偏偏就出了問題。大雜院里有個死了老婆的男人，領個八歲男孩過日子。誰也沒想到他倆產生了感情，姑娘誓死要嫁他，把個爹媽氣得要死，大家暴打了這男人一頓。 但不讓姑娘嫁，姑娘馬上就要死，家里人只好來找母親商量，母親主張為他們舉行婚禮，讓把那男人帶來囑咐幾句話。母親告訴他，絕不可以讓姑娘懷孕，姑娘的心臟承受不了懷孕的負擔……結婚后，這個男人每到星期天就出去打獵，打狐貍，為的是要狐貍心。這男人聽說狐貍心治心臟病效力大，就每周弄回來一個狐貍心給妻子吃。吃了幾十個狐貍心后，奇跡發生了，他妻子的心臟病癥狀基本消失，懷了孕，順產生了一個健康的男孩。母親驚奇地說，狐貍心的效果這么好啊？ 便是西醫在對心臟病人的醫治過程中也屢屢出現奇跡。 一個有工作關系的朋友，有很嚴重的心臟病。還不到40歲，有一天就“死”了。抬到醫院心已經不跳了，什么生命體征都沒有了。醫生給他做電擊，嚓、嚓、嚓，連做三下，人還是死的。醫生說，超過三次就是好心臟也給擊出心臟病來了，是不允許的。可醫生對這個“死人”說：“誰讓咱倆是朋友呢？我得表示一下對朋友的特殊優待。”于是，嚓、嚓、嚓，又來了三下，這個“死人”就活了 等我在街上再見到他時，他把衣服捋起來給我看他的兩肋，就跟烤肉似的，從上至下全焦糊了，慘不忍睹。他說，他沒有一分鐘好受的時候，這心臟自己就亂顫。但他還得感謝醫生朋友。 又過了一年多，他的狀態大為好轉，和正常人差不多了。 這些病例給我的啟示是，心臟的彈性是很大的，所說的心臟病有時就是心臟與軀體的不匹配，少年成長性心臟病就能說明這一點。我父親和我女兒爺爺的心臟病也說明這一點，即使是器質性病變，也不是不可逆轉的。現有的理論給心臟所下的定義還是為時過早，在醫學上，實踐常常走在理論前面。 母親死于心臟病，可同樣有心臟病的父親卻活了下來。父親今年83歲了，行走如風，看上去比他四十多歲時要強。可在我小時候家里有好吃的盡可著父親吃，他告訴我們不要跟他搶，我們吃的日子還在后頭，而他卻不可能活長了，因為醫生告訴他，他的心臟病會一次比一次嚴重，犯幾次就完了。所以，父親活不長在我小時候是鐵板釘釘的事，他對我說:“要相信科學。” （10）身體健壯的運動員也會突發心臟病猝死，而有心臟病的老太太卻可能長壽 去年，父親又與我談起他的心臟病。我告訴他，我的兩個同事安裝了心臟起搏器。四十多歲正是年富力強時，可現在出門得需要我替他們拎包，照顧他們。我問父親:“如果你四十來歲時給你安裝上心臟起搏器，你還能活到八十多歲嗎？多虧那時沒有心臟起搏器。” 其實，無論是父親的那位朋友，還是我母親都不是不可活，只要他們的性格不那么剛強，不要求身體必須達到完全健康的程度而保持一種半休眠狀態就可以存活。可母親不肯，她說，那么活又何必呢？可順應心臟馬力的父親，隨著年齡的增長，體能的下降，心臟和身體的供需關系達到平衡、匹配時，病癥消失，反倒健康長壽了。 女兒的爺爺也是心臟病，怎么也治不好，他為此憂心忡忡，血壓上升，最后腦出血，手術后成了植物人。這下他不會著急上火了，按時吃飯睡覺，生活規律，血壓也不高了，心臟病也沒了，十多年過去了，他的大腦CT片呈一片白色，腦死亡的他步入了長壽者行列。 所以，我對心電圖上曲率改變并不過于看重。人體可以與病共生，可以帶病存活。由于個體差異，人不可能有整齊劃一的健康標準，如按五行把人的體質歸類，那么將金性體質人的健康移到木性體質人身上就是病了。我們也不能把火性體質人的“熱”弄得像水性體質人那么“涼”。心臟的強壯有力可說是健康的首要標志了，可身體健壯的運動員也會突發心臟病猝死，而有心臟病的老太太卻可能長壽。 我所看到死亡的心臟病患者，大多不肯將生活節律調適得與心臟匹配，我母親就是，她不肯打折扣地活著。母親其實不是死于心臟病，她故意使自己得了病毒性痢疾，當我送她去醫院搶救時，她還試圖從推車上滾下來…… 如果姜湯能夠治感冒，我想就不一定要去掛吊瓶。但如果把掛吊瓶當炫耀則另當別論。富人到西醫院看病我不是特別羨慕，因為我知道西醫的發展也是靠在活人身上反復摸索和試驗實現的，即便是西醫，傳統的治療方式不僅是安全的也是價格低廉的，我何不讓富人花大錢去當實驗品，而我選擇保守療法呢？我的兩個熟人，一個窮，安不起心臟支架；一個富，安了三個支架。可富人安上支架的一周后就又被診斷為：支架血栓。而那個窮人的心臟病卻逐漸在緩解。這種介入治療一旦用上，就別指望人體的自然恢復功能再幫上什么忙了。 看一個電視報道。急救中心的一幫年輕醫生，很有熱情，每來一個“死”人，他們都要救上一陣子，一個心臟停止跳動四個小時的人都讓他們給救活了。 是一個猝死在車中的司機被送往急救中心，主任診斷是心肌梗死，得溶栓。但心臟已不跳了，沒有血液循環，藥也到不了要溶的地方。于是，人工心臟按壓，幾個年輕醫生輪流踏在木凳上壓心臟，壓了一個小時，沒活。這主任又說，肺也栓塞了，溶栓。還得壓心臟，又壓了一個小時，主任一看，還沒活，就回辦公室坐著去了。他的助手們不甘心，沒停手。這時，偶爾就有一下自主心跳，小護士跑去告訴主任，主任說，白扯，救不活了。可手下這些人說，他能跳一下，咱們就得看看能不能跳第二下，又壓了兩小時，硬是把人弄活了。第二天一早，這個司機醒來，跟他妻子說要吃西瓜，還很小氣地說，只買半個就行。醫生們看著他笑，他還不知是怎么回事。 后來有專家評點說，這個搶救病例，在現有理論上是不成立的，年輕醫生們的做法是大膽、超常的。有人就問這個急救中心主任，作為醫生，如此搶救一個停止呼吸、沒有心跳的人，是由于缺乏常識還是由于愚蠢？主任的回答很簡單。他說，我們第一次用一個小時救活了心臟停跳半小時的人，第二次我們就用兩個小時救人，第三次我們就用三個小時，只要有救活的事例出現，我們就沒有理由不延長時間。只是我們以前救活的人，心臟停跳的時間沒有這么長，不這么引人注目罷了。 剛上大學沒幾天，我就得罪了一位女同學。她高考分很高，因先天性心臟病，落到我們學校。我們不知情，她也不說。學校有農場，我們去秋收，她咬牙堅持，結果就犯病了。 附近沒有醫院和醫生，看著她大口喘氣，臉色發紫，大家一點辦法也沒有。這時我問她，她才說出她有心臟病。我讓大家閃開，讓她呼吸通暢，然后扳住她的肩，按經絡循行路線給她做了一陣推拿按摩，她就緩過來了。 這之后，她就跟在我身后，一個勁地與我商量。她說，她從小就帶著這病，犯起病來就得住院，從來沒有好得這么快過，我給她按摩時，她感到從未有過的舒暢，她還看到在大學體檢復查時，一個同學血壓過高，我給按摩，迅速把血壓降下來，通過了復查。于是她認定，我要是天天給她按摩，一定能治好她的病。 我說這是兩回事，心臟的器質性病變不可能因按摩而改變，我這只是一時應急之法，不是治病之法。她不信，與她家里人說了，家里人給她郵來錢，她說給我錢。我怎么能騙她錢呢？不肯答應，她為此恨了我多年。 現在我理解了她求醫心切，主觀臆斷的心理，也后悔自己的拒絕。我想，她的想法可能也有道理，心臟的彈性那么大，只要人活著就有將人的身體向好的方面調整的可能，如果真給她按摩一段時間，雖不能根治，說不定對她身體確實會有好處，我當時為什么要那么固執呢？可能是她眼神中的希望之光把我給嚇住了。 （11）母親一臉茫然，她反復自言自語：“這糟粕不是糟粕？” 母親畢竟置身于科學時代，不可能不受現代科學的影響。對中醫，她按“吸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的新中國中醫方針，把她師傅傳給她的東西按她能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分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 有一次，一個晚期癌癥病人被她丈夫背到母親這來了，母親當然治不了，可這丈夫不肯接受妻子不治的現實，苦苦哀求母親，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無奈，母親給他開了一個古方，說是給病人吃老母豬肉。 這個男人從農村買來一頭已喪失生育能力的老母豬，殺了給妻子吃肉。這女人十分想活，加之對母親的迷信，就努力地吃。到了醫生宣判的死期，她沒死。一頭豬吃完了，一個冬天過去了，女人的病竟好了！兩口子來謝母親時，母親一臉茫然，她反復自言自語：“這糟粕不是糟粕？” 一位火車爐前工，由于生活不規律，得了很嚴重的胃病。由于帶病堅持工作，吃藥的效果也不好。母親笑說，有一個“糟粕”方子治這病，說是備七口大缸，將稻草燒灰，填滿大缸，用水浸泡，浸出物會有白色物質沉淀缸底，收集這七口大缸，可得一碗。將這一碗白色沉淀物服下，可治此病。 聽了這個方子，我和魯迅對中醫的看法再一次統一，覺得中醫有療效的方子也是從這些五花八門的方子中歪打正著地碰出來的。 有一次，這個爐前工在外地發病，疼得死去活來，遇到一個老太太將小蘇打調和了一碗讓他吃下，他吃驚于怎么可以服用這么大劑量的小蘇打？但疼極了，老太太又一個勁地鼓動他，他就吃了，結果就不疼了。又吃了兩次，竟全好了，再沒犯過。母親聽了，就念念不忘老要泡七缸稻草灰看看那白色物質是什么東西。 我家的一個鄰居是火車司機，剛40出頭就得了很嚴重的哮喘。那時的火車司機總要探頭看前面的信號燈，巨大的冷風灌得他根本受不了，只能在家休息。母親給他治，告訴他要養，他這輩子不能再開火車了。有一次聊天時，說到中醫的“吃啥補啥”，說人的肺功能弱可以用動物肺補，而在動物中肺功能強的非狗莫屬，因為狗不出汗，狂奔后看它劇烈喘息就可知它的肺工作量很大。這個火車司機聽了就與打狗隊聯系，要狗肺子吃。幾十個狗肺子吃過之后，他重返工作崗位，又開上了火車，在冷風中一再探頭，也沒犯病。這令母親十分驚異。母親的驚異加深了我的印象。多年后，女兒的叔叔得了哮喘，一犯病得搶救，衣袋里裝著激素，喘不上來氣就得噴霧。我向狗肉館要狗肺子，一天一只給他送，他就白水煮了吃。他病好了，我從未與他探討過狗肺子到底起多大作用。 我想，隨著母親年齡的增長，臨床經驗的豐富，她對“糟粕”的否定漸漸產生了動搖。我從母親的學習過程中看到，人的學習也是分階段的，不能從人的學習內容判斷人的學習正確與否，決定學習效果的還有方式。年輕人學習時常輕易斷言優劣、對錯，造成學習上的留一半、扔一半現象，使學習走偏。上了年紀后，多觀察少判斷，結果從“愚昧”和“糟粕”中得到的啟示往往要大于正統學術。由此可知，“愚昧”和“糟粕”不是沒有價值，唯有上了年紀的人才能從中吸取營養，所以，對不理解的東西先行保全比徹底鏟除要好。 有一個人找我母親看病，他的病在西醫做了全面檢查，沒查出問題。但他就是有氣無力，無精打采的。母親說他受了瘴氣，不好治。我聽了和病人一起感到奇怪，什么是瘴氣，怎么是受了瘴氣呢？母親說，這個人去遷墳，開棺時他沒躲開一下讓里面的瘴氣散開后再撿遺骨，而是正沖著開棺的那股瘴氣，他現在這種耷耷的，像攝了魂一般的癥狀，就是受了瘴氣的原因。我和病人聽了一起搖頭，覺得這又是中醫的一個謬論。 每當我埋頭在舊書堆中時，母親就把我拉到通風處、陽光下，說這些舊書有瘴氣。這時，我就更認同父親說中醫是巫醫的觀點了。 最近看報道，說當初開啟埃及法老墓穴的許多人受了病，曾被認為是遭到了法老詛咒。現經科學研究發現是墓穴中的一種特殊真菌對人的侵害。這使我不由得想到母親的瘴氣說。中醫雖然不知瘴氣中的真菌是什么，但知道瘴氣能致病從而讓人躲避，這是很重要的。 面對有人嘲笑中醫是巫醫，我現在不以為然。小時候我把母親的許多認識或者當作人人皆知的常識，或者簡單地歸為中醫的“糟粕”，有時直接斥為愚昧，所以根本沒有在意。大半輩子活過來之后才發現，原來在中醫之外并沒有這種認識，母親站在中醫角度對精神的人和肉體的人的認識并不是落后的，有許多東西仍為當今科學解釋不了。 我承認找巫醫是一種無知的表現。我一個同事得癌癥從北京做手術回來對我說，癌癥病人有三分之一真是被嚇死的。我惋惜地想，如果這三分之一的人要是對癌癥無知該有多好，要是有辦法能消除這三分之一人的恐懼該有多好，哪怕是用中醫或巫醫的手段也行。如果真知的作用是把人嚇死，那么在性命和真知之間，我看還是保命為上，絕大多數的人并不是愛真理超過生命的。而有的人天生具有自我保護機制。我一個朋友一遇到緊急情況就昏死過去，把問題交給了我。另一個朋友對自己的重大錯誤失憶，不多不少，正正好好把錯誤那段全忘記。人的心理機制并不是讓人無限制地承受嚴酷的真實，這雖有悖科學精神，卻是大自然對人的慈悲。 （12）母親給人治病常往里搭錢搭藥 我跟醫療隊下鄉時。一天，我背上藥箱跟一個農民去他家給他妻子打針。一看，他妻子生孩子才七天，小娃娃光著身子，蹬著小腿，挺健康的。產婦躺在嬰兒身邊，微笑地看著我。我給她打針，隨口問她得什么病了？她告訴我她得了胃癌。我大吃一驚，看著她的一臉平靜，我怎么也不肯相信。于是就摸她胃部，我不僅在她胃部摸到了腫塊，連腹部也滿是一個挨一個的腫塊。我呆呆地看著她，她不知癌癥是什么病，還照樣生孩子。 小時候沒因母親而感到驕傲，因為父親站在科學角度經常批判母親。如今批判中醫的觀點在我聽來老掉牙就是因為早被我父親用過了。 我曾經為母親感到過羞愧。在那個時代幾乎不被人所見的如“同性戀”、“虐戀”一類事所造成的“傷害”，當事人不敢上醫院，就會向我母親求助。看著幫助他們的母親，我認為母親真是是非不清、愛憎不明、黑白不辨，糊涂到家了。母親的中醫角色讓她在中國得以履行牧師的職責。我曾見過她給懷孕五六個月的未婚姑娘用繃帶纏肚子，為的是不顯懷。在那個年代，名聲等同于生命，姑娘名聲毀了，人也就完了。母親盡其所能地幫助她們。 母親看上去還沒有道德感。有一對不良少年，不僅早戀，還早孕，偷著把孩子生下來。他倆不僅遭到社會的唾棄，也被雙方父母趕出家門，不認他們。他倆找了一個破棚子住下來，生活的艱辛是可以想象的。可嬰兒總鬧病，兩人只有哭著來找我母親。我母親給孩子治病，分文不取，還給孩子弄些吃的、用的。母親幫助他們，鼓勵兩人把日子過起來。 為此，我曾批判母親的做法，因為周遭的人全唾罵這對少年。 記得有一年過年，這兩人抱著孩子到我家來給我母親拜年——母親是唯一接待他們的人。這兩口子用干活一年積攢下來的錢給男人做了一件“的卡”上衣。衣服嶄新、锃亮、硬挺挺的，男人穿著，看著很滑稽可笑。女的圍著男的前后地抻、拉，嘴里急急地說：“于姨，你看，我們過好啦，你看，我們過好啦。”男的直直地站著，向母親展示他們的好生活。我肯定是撇嘴了，雖然今天我想起這件事心里是酸的。母親輕輕地撫著這件衣服說：“多好啊，就這么過日子，這不就越過越好了嗎？” 如今我想，母親當真不知世上的道德尺度是什么嗎？她尊崇于自然之人性，而非時代道德之人性，她從哪來的信念，又是什么支持她的信念呢？從眾、跟隨主流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堅持自己的信念才恰恰是困難的，我怎么會認為母親是個沒有思想主見的糊涂人呢？ 可是，被我認為沒有是非感的母親，有一次我卻看到她拒絕給一個病人治病。 另一個街道的居委會主任，是個四十多歲的婦女。她在公共廁所里發現一個包裹，里面的新生兒已凍死。她大喊大叫，挨家搜查，把一個躺在床上、一身血跡的姑娘拎出來，掛上牌子游街…… 有一天，這個居委會主任到我母親這兒求醫。母親說，你走吧，找別人給你看病吧，我給你看也看不好。這個居委會主任非問我母親原因。母親說：你不是女人嗎？你沒生過孩子嗎？你怎忍心這樣對待那個姑娘？她已經走到這一步了，一聲不吭地自己處理這個問題，她有多難？你不幫她，還這樣對她，你還是人嗎？ 母親有個綽號叫“于大頭”。“大頭”，在我們的方言中是傻瓜的意思。這源于母親給人治病常往里搭錢搭藥。可我現在想，母親為什么搭錢搭藥？她這一做法是從她師傅那里承傳下來的。我是母親的藥劑師，她賠不賠錢我知道。中醫，在社會上可以充當殺富濟貧的調劑角色。為什么中醫對窮人和富人一視同仁，不把富人拒之門外？因為富人有點小病就看，平時注意養生，為什么中醫有許多補養和調養方劑？那就是中醫的貴族醫療。總有一些相對富裕的人要無病防病，小病大養，養生保健，母親把治貴族病掙來的這部分錢用在窮人的救命上，這樣就不會出現見死不救，拒醫停藥這種違反醫德的事了。 我在有的城市看到一種公告，公告說，請不要向乞丐施舍，如果你同情乞丐，請你往如下號碼打電話，救濟站會來人提供救濟。我想，這救濟站提供食宿，基本上是來者不拒，但作為星級賓館怎么養得起乞丐？乞丐要飯到賓館是要被打出去的。西醫院費用高昂，如何救濟得起所有病人？ 所以，母親為窮人提供救濟性治療，為富人提供貴族式治療。我沒有看到母親因為病人無錢看病而拒絕給予治療的，母親總是按需舍醫舍藥。要知道，母親可是以個人之力在這么做，這絕不是母親高尚，我母親是個極單純的人，她沒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是中醫的本質決定了她的本質，因為她的師傅就是這么做的。 給富人以充分治療，給窮人以必要治療，中醫在歷史上是一直這么做的。所以，中醫在歷史上沒有遭過唾罵，中醫被罵是在西醫東進之后的事。 一個西醫的人生信仰可能不影響他的行醫，可一個中醫的人生信仰卻會直接影響他的醫術。西醫突出“術”，中醫是術與道的結合。正因為母親的醫術與其人生觀、世界觀是一體的，她才是一個真正的中醫人。 受母親的影響。我上中學時，相比我的同學，我便有些超越時代道德。一個早戀的女同學，被大家群起而攻之，又遭到家長的打罵，病得奄奄一息。我不能見死不救，就把她架著送給母親醫治。 母親所持的中醫的道德，在我小時候被指責是錯誤的，而現在看是人道主義的，那么，中醫的道德在現今失去價值了么？ （13）母親治病用藥如金 母親治病用藥如金，經常只給病人一包藥，告訴在三個小時內不見效就宣告這藥不對癥，馬上得想別的辦法，不能耽誤病。她給病人開藥連吃三付的時候都少，從來不開大處方。 經常是病人服過一付藥后歡天喜地來了說：“見好了，好多了，再吃兩付就徹底好了。”母親這時就拒絕再開藥。母親說，我治病就治三分，扳過勢頭即可，如果你想病好，從現在起不用吃藥，只需要你調節情緒、定時起居、生活規律…… 我給病人包藥時，他們總說：“多給點吧？你瞧你給的這點藥，小匙跟掏耳勺似的，還不夠灑落的哪。”要不就說：“多給兩包吧，中藥慢，多吃點。” 有一天母親看我研磨鈣片，問我干什么？我說我要兌在藥里增加藥量，省得他們說給的藥少。母親說，中藥有效與否不在于藥量多少、服用時間長短，關鍵在于對癥，對癥了，四兩撥千斤，立馬見效，一點不慢。 即便是病人誰愿意多吃藥？有些不好喂藥的小孩子，母親卷個小紙筒裝點藥，往小孩嘴里輕輕一吹，沾到口腔上，小孩吐都吐不出，就這么一點藥，就能見效。 很多時候母親甚至不用藥，對患有胃炎、皮膚病、痛風等癥的病人，母親常常不急于給他們開藥，而是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態，因為這類病往往是精神上的壓抑、緊張造成的。當人們用幸福的理由說服自己而身體卻做出反抗時，理順身心比吃藥來得重要。 母親說，什么藥也抵不上人體自身的調節能力，藥只是幫一下忙，但不能代替人的自身調節，也不要幫完不走跟著添亂，把正氣扶起來了，一切自然就向好的方向發展。 按母親的不吃藥、少吃藥的原則，目前人們用中藥做保健品的做法她肯定是反對的。長期用中藥平衡陰陽，廢退了人體自身的平衡能力，構建一個虛假的平衡，一旦這一虛假平衡保持不住，呈現出來的就是“中毒”癥狀。 母親用藥如金絕不是出于“是藥三分毒”的觀念。我遇到過一位中藥藥劑師，她說“是藥三分毒”，告誡人們不要隨便亂服藥。她不讓人們亂服藥是對的，人們現在把中藥當成西藥一樣用是錯誤的，不辨證就亂吃藥，所吃的藥就是毒。對癥了，便是毒藥也不呈毒性。 當我手持公安局開的證明，買毒藥回來加工，用毛巾把頭部包起來，結果還出現中毒癥狀，可給危重病人大劑量服用，不僅不出現中毒癥狀，還起死回生，那么，所謂的毒性哪去了？對健康人是毒的，對病人就不是毒？這用西醫的理論就解釋不了，可用中醫的理論就能。 藥是平衡陰陽的，正所謂以藥石之偏糾陰陽之偏。對一個陰陽平衡的健康體來說，用上藥，打破了陰陽平衡，就出現了中毒癥狀。可對需要借助藥力平衡已失衡的陰陽時，這藥就能起到平和的藥所起不到的作用，這時你要是就這個病體談藥的毒性就沒有意義了。這一方面說明中藥絕不可亂服，一方面說明，中藥只要對癥就無毒。所以，不講陰陽五行就無法使用中藥，而西醫想把中藥毒性去掉的作法是不能為中醫所用的。“是藥三分毒”的說法往往就是中藥藥劑師也講錯。 中醫常使用毒藥。母親先后拜過三位師傅，每行醫一段時間，她就拜一位名醫學習三年。她最后的師傅我小時見過，姓田，我叫他田姥爺。他的診室里，病人總是滿滿的。他像一位將軍一樣，開藥如調兵遣將。田姥爺用藥“霸氣”，巴豆、砒霜是他的常用藥，血崩的人他敢給開“破”藥，他敢讓“十八反”到人肚子里反……田姥爺這一代中醫治病是該怎么治就怎么治，敢放手、放膽，但到了我母親這一代中醫就謹慎得多。 母親也用毒藥，但所用毒藥較之田姥爺就少得多，而較之別的醫生則要多。她在大醫院當醫生時，衛生局批下來的“毒藥”，藥房不收，說醫院不讓醫生開“毒藥”。母親到衛生局要了“毒藥”自己用來配藥。醫院說母親無組織、無紀律，讓她寫檢查。對此母親不理解，檢查還是我父親替她寫的。 我估計現在中醫院的醫生已經沒有使用“毒藥”的了。毒藥的購買也是國家控制的，要由公安局開證明，而現在開證明也沒處買了。而毒藥占母親用藥的好大一部分，我想象不出母親如果沒有這些毒藥還能不能治那么多病，還能不能達到很好的療效。 母親看病的效果好，和她的藥好有很大關系，她總是不停地收集和儲藏中藥。如果她在大醫院，使用藥房的藥是否還有同樣的療效呢？ 母親給過我一塊“鹿胎膏”，是獵人打野鹿獲得的鹿胎，拿來由母親熬制的。藥制好了，獵人給我母親留一部分作為酬勞。母親在治諸如不孕癥等婦女病時使用，效果很好。母親告訴我這藥不可多吃，每次只吃黃豆粒大小一塊。我有時吃上這么一點，就能感受到藥力很大。這一塊“鹿胎膏”我吃了好多年。許多年后，當我也想給女兒備塊“鹿胎膏”時才發現，我根本不可能弄到貨真價實的“鹿胎膏”了，雖然我到養鹿場去買，可吃一大丸進肚也沒啥感覺，方知道母親的藥有多么好。最近我在鹿場又弄到一塊“鹿胎膏”，放置常溫下幾天竟腐爛了。這讓我奇怪不已，鹿場人回答我說“鹿胎膏”必須要放到冰箱中保存。 由此，我知道中醫為什么衰落了，如果我母親活到今天，她的療效也不一定能有當年那么好，因為她沒有應手的藥可用。現在的醫生不可能像我母親當年那樣親自動手采集、在民間搜集一些中藥。我小時常幫母親把有的藥放到酒里，有的藥用玻璃紙包好用蠟封上……母親給人看病之所以那么胸有成竹，那么自信，和她箱里備有這些藥不無關系。 見過母親一次大手筆，因為這事與我有關才留心和記住了。 （14）這次治病，母親把壓箱底的藥都拿了出來，還用了一些“霸氣”藥，所以效果顯著 我中學畢業時，當時的形勢是我必須得下鄉。對時事政治一點不懂的母親不想讓我走，想要我留城，我笑母親愚昧，癡心妄想。母親卻找到主管官員的干女兒，對她說；“我知道你干媽常年臥病在床，告訴你干爹，我包兩個月把他老婆的病治好，條件是給我女兒留城。”那個官員不信母親能把他老婆的病治好，當即就答應了。母親手到病除，兩個月，讓他老婆行走如常。官員大喜過望，不僅給我辦了留城，還分配到國有工廠上班。這次治病，母親把壓箱底的藥都拿了出來，還用了一些“霸氣”藥，所以效果顯著。 小時候，在母親身邊的時候不多，加之對中醫沒什么興趣，更討厭整天一屋子人，鬧哄哄的，我對母親做的事并不關注。即便是這樣，如果母親出門幾日，來的人找不到母親，就有人拉著我不放，他們倒是不考我脈象，而是詳細述說病情，讓我給想想辦法，任我怎么解釋說不會也不行，都說：“龍王爺的兒子還會三把水呢。”沒辦法，我就給摸摸脈，只是做個簡單判斷，辨個表里寒熱，別給治反了。然后打開母親的大藥箱，里面的藥都是母親開的方，我去抓的藥，又由我加工制成，母親給人看病時，又多是我當藥劑師，給人包藥，吩咐服用方法，所以大致還是知道每樣藥治什么病，何況我還背過幾部醫書，不是一點不懂。于是，就給人拿了藥。母親回來知道了，并沒有過多責備我。如今想來，可能是我沒犯大毛病。 母親死后，病人還是源源不斷地涌來，推不掉的，我就給拿藥，吃不了藥的嬰兒也都給扎了針。可能是母親在天之靈阻止我的行醫。有一天，我突然想，那僅有幾斤重的嬰兒，小身體紅紅白白的，如果迎著陽光舉起來，真是半透明的，我那針灸針扎下去，那么深，扎到哪去了？這么從解剖上一想，想到我的針扎到肝，扎到腎，一下子就怕了。再來嬰兒，把襁褓一打開，我心先怯了，手也抖了，說什么也不敢扎了，此后，我就逃避行醫了。 母親死后，我病倒了，人說是傷力，我不知該怎么治，胸腔內疼得像用刀捅的似的，無處逃避。我想，這么猛的病用溫和的藥肯定不行，可用猛藥我這體質也不行。母親曾告訴過我是桂枝湯體質，終生不適合用川烏、草烏這類藥。這時我就想，為什么別人能用的藥我卻不能用呢？說不定就能出奇制勝治了我的病呢。于是，我給自己開了一個“小柴胡湯”，抓了藥，就吃了。 結果糟了，我真的吃錯藥了，胸腔不疼了，變成實心鐵板，想喘口氣都難，五臟六腑全板成一塊，吃不進東西，透不過氣，危在旦夕。這下我只得以毒攻毒了，我又開了一個方子，把母親告訴我終生不可用之藥川烏、草烏都用上了，我覺得非用此類藥不能破開。這付藥下去，鐵板被擊碎了，恢復了大刀闊斧式的疼痛，我不敢再輕易用藥了。 到省城上學，我到大醫院，中西醫全看了，全都沒辦法，用了些藥，等于把我犯過的錯誤再重演一遍，我只得還自己治。我謹慎地每次只開三味藥，用茶缸裝著，沏上開水，當茶喝。這一喝就是大學四年，病好了一半，另一半就好挺一些了。 那時，有點后悔沒好好學中醫。 母親死后，本以為中醫與我就再無關系了，可身體與母親同樣先天不足，后天虧損的我，雖經體育鍛煉，維持一個表面健康，但生的孩子內質還是弱。在女兒還不能吃中藥時，我們是醫院里的常客，女兒一年住六七次院是常事。讓我惱怒的是，孩子的病總是越治越重。 一次，孩子病得要死了，心衰，打強心劑搶救，兒科主任說孩子能否活命很難說，西醫的方法用盡了，孩子奄奄一息。 我急了，告訴醫生給孩子輸我的血。醫生們嘲笑我說：“你的血也不是藥，不能治病，沒有用！”我堅決要求輸，醫生只得按我的意思來。我想，我從小得過那么多病，幾次從生死邊緣上掙扎過來，我的血中，一定有抵抗這些小兒病的抗體，我急于幫助女兒抵抗疾病，我的血是有生命的，不可能不履行我的意愿…… 孩子病得血管都找不到了，在脖子上的靜脈扎了九針才送進去針頭，孩子放在桌上，頭垂在桌下，哼都不會哼了。 血輸進去兩個小時后，孩子睜開眼睛找飯吃。 這次的后怕，使我不敢再指望西醫，我開始尋找和請教中醫，制定了一系列的中醫預防和治療措施，同時訓練女兒吃中藥。我不敢自己給女兒開方，而是多找幾個中醫，分析、對比他們的方子，選出比較穩妥的，試驗著給女兒吃，這使我又一次后悔沒有學習中醫。 在我給女兒安排防治方案時，我給在外地的舅舅寫封信，他也是中醫，但我受母親影響信不過他，我只在信里問他一些常識性問題。不過舅舅回信中的一句話點醒了我。他說孩子這么頻繁地患病，鬧肺炎，是不是受熱了？不要讓孩子背部受熱。我一下子悟到我讓女兒熱著了。北方寒冷，人們都愿意把孩子放置火炕上。我也不例外。但與我不同的是，農村給嬰兒鋪的是草褥子，而我給女兒鋪的是棉褥子。我以為給孩子鋪草褥子是落后做法。為了檢驗兩者差異我馬上弄來干草做了個褥子，同棉褥子一起放在火炕上做實驗。結果是草褥子的散熱性和保溫性非棉褥子可比。我不由地感慨一些看似落后的事物可能更有科學道理。此后，女兒身下也鋪著草褥子，身體也好起來了。只改變了這么一個小小的生活因素就獲得了這么大的轉變。 （15）就是這么一個普通的健脾胃的方子就能起死回生，救人一命 很長一段時間我不理解母親為什么不允許我在學醫上走捷徑。我曾認為，中醫首先是經驗的積累，后又借用陰陽五行做框架來安放經驗材料，陰陽五行與中醫藥不是骨肉關系，而是中醫沒有找到更好的理論框架前寄居的貝殼。我想，如果我學會診脈、把握病癥，能相應用藥，就應算是合格的醫生，陰陽五行可以不用，也不用費太大的精力去讀經，可母親說我要是如此行醫就不是救人而是害人。 今天，如我當年所想的從病癥找相應的藥的醫生多了起來，可中醫的醫術下降了，中醫的療效趨于一般，神奇不再，好多西醫都能開中藥，還美其名曰“中西醫結合”。這些醫生所走的不正是當初我要走而被母親阻斷的路嗎？ 現在，我在日常生活中常做的一件事是阻止人們亂服中藥。親朋好友，常有因身體不適到藥店找中成藥吃的。只看所治癥狀，不分表里寒熱，亂服一氣，不僅無益，反而有害。中藥不是像西藥那樣某一種藥就是固定治某一種病的，有人把某一中藥就當成治感冒藥，得了感冒拿起來就吃，我就很反對，同樣是感冒，春季和秋季的不一樣，今年和去年的不一樣，雖然感冒往往是表證，可用解表法，但解表還有辛溫解表和辛涼解表之分呢，不同地域的人，用藥也不一樣，不辨證而用中藥是中醫大忌。 人們服用中藥的方式正在受西醫用藥方式的影響。如今大量的中藥銷往國外，外國人在西醫思想指導下用中藥，實在不是發揚中醫藥，而是令其速亡。 當我向人們解釋為什么他所服用的中成藥對他有害無益時，我不自覺地、無可選擇地、必然地要使用陰陽五行理論。 我關注哲學，關注科學，但目前還沒找到一種能替代陰陽五行學說來敘述中醫對人體認識的理論。 并不是時代發展了，人們對事物各方面認識就同步發展了，人類的認識道路不完全是積累式的，也是熊瞎子掰苞米式的。人類的狩獵能力肯定是退化殆盡了，有了槍的人類就不再需要對付猛獸的勇敢和力量了，于是，手拿一支槍的文弱書生可以盡情嘲笑和否定古代獵人的智慧、勇敢和強壯。可是，槍，再先進也是人的外在，而智慧、勇敢和強壯才是人的內在品質，用外在替代和否定內在豈不是本末倒置？ 我先前期望西醫的發展將會同所有醫學的期望目前還看不到希望，我甚至感到從西醫的道路上一時還走不到中醫。 我一位同事的母親得了腎病綜合征，老太太的兒子和兒媳是另一個城市的醫生，把她接去治療，結果越治越重，下了病危通知，備好了壽衣。 這時，我的同事突然對她哥嫂產生了信仰危機，給我打電話要求幫助。我請我們當地一位姓郝的年輕中醫，用我們單位車，行車六七個小時，緊急趕往另一個城市。 我想，看到病人昏迷不醒，血壓僅有30了，這個醫生非回頭就走，拒絕給看病不可。我給同事打電話，讓她有個心理準備。 這位醫生到達后，并沒有吃驚，而是診了脈，開了藥。我的同事馬上抓了藥，煎好了，然后給我打電話說，病人已經幾天不睜眼、水米不進了，怎么吃藥啊？我讓她用小匙順著嘴角一點點往嘴里潤，按物理的方式讓藥順進去一點是一點，同事就這樣把藥喂進去一些。 到了晚上，同事給我打電話，說她母親睜眼睛說餓。我想，完了，回光返照。同事問，給吃嗎？已經好多天沒吃東西了。我說，給吃吧。心想，最后一頓了，吃吧。 同事在給她媽媽喂了些流食之后，又給喂了些湯藥。第二天早晨，同事打來電話，說她母親又睜眼說餓了。我一陣驚喜，松口大氣說，祝賀你，你媽得救了。 我很驚異這個年輕人的醫術，什么叫妙手回春呀？這就是。我讓同事把那張救命的藥方拿回來我看看，我想看看他用了什么靈丹妙藥。 藥方很平常，不僅沒有什么出奇制勝的藥，甚至沒有一味治腎病的藥，只是一劑變通的強胃健脾方。就是這么一個普通的健脾胃的方子就能起死回生，救人一命？ 我感到奇怪，找機會向這年輕人討教。他說他是按五行生化制克來的。水旺，土虛，五行不通，陰陽失衡……要先固土，升陽，抑旺扶弱……由此我悟到母親為什么不允許我像學西醫那樣去學中醫，為什么說那樣就不是中醫，就是害人。一個救命的藥方是那樣普通、尋常，它的神奇體現在理論上、運用上、能力上。 正像圍棋的黑白子，在不同的人手里，就有了不同的動、勢能。一個棋子所占的位置，它與其他棋子形成的特定關系，能使一顆普通棋子很不普通。我們研究圍棋不是研究黑白棋子的質地，而是要研究棋局。中醫的精髓正像圍棋一樣，它不是像西醫那樣用不斷發明新技術、新藥來治病，而是如圍棋手的升段，不斷提升認識境界。沒有一個深邃的文化在后面，只把其當成一種單薄的經驗和幾百種藥，那么中醫很快就會降至連西醫也能開中藥的水平了。 中醫如圍棋，不可抽象，不能客觀，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以現實性取代客觀性。把它從現實中，從上下左右的關系中，從一個局勢中抽取出來，剝離出來，它就失去了確定的意義和價值。非要把中醫客觀化從而論述它，如同脫離棋局論圍棋子，既無法論述也沒有意義。不是所有事物都可以被絕對清晰地界定，不是所有事物都有可以用非此即彼的實證方法來判斷或演繹。法律是一門概念必須清晰的學問，剛學法律的人會覺得一切都是清楚的。可學上20年之后，你會覺得一個最簡單的概念都是不清楚的。在當今時代，讓人們承認不能被客觀化的理論是門學問的確是很困難的。 （16）醫生說就和天上掉下塊隕石砸到你頭上一樣 研究H2O是研究水性，但要造船航海的話就得研究海洋，雖然都是研究水，但從研究H2O走不到造船。水勢也不含在H2O中。同理，中醫對人的整體研究來把握的“氣”也不可能通過局部研究來獲得。 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增加，我對西醫的推崇，也像對發達、科技、財富等概念的理解一樣有所變化，甚至覺得，人固有一死，安安靜靜地死，比有錢人轟轟烈烈地讓西醫整治一番再死要好得多。 我的一位同事得了支氣管擴張，省里的醫院要給她做手術，把肺子割去一條。領導派我去探望，我就去勸阻，人家不聽我的，聽醫生的。沒辦法，手術頭一天我去給醫生送紅包，就我擔心的問題與他們探討。醫生嘲笑我說：“這有什么可擔心的，這樣的手術我們做了一車皮了。”我問失敗的概率有多大？醫生說就和天上掉下塊隕石砸到你頭上一樣。我一聽，這就沒什么問題了。 手術是那種大掀蓋的開胸手術。病人在里面開胸，主刀醫生在辦公室看報紙，等護士來告訴：“打開了！”主刀醫生才進手術室。不到20分鐘，他端個裝肺子的小盆出來了。 我看著醫生端出的這片肺子對主刀醫生說：“這人肺子我是沒見過，可豬肺子、狗肺子沒少見，到了開胸、動刀割的程度了，這肺子怎么也得變色變質才成吧？我怎么看這片肺子沒啥大毛病呢？”醫生氣得不拿好眼睛看我。 又過了兩個小時，人被推出來了，從前胸到后背足有五六十公分長的刀口，別說割去一小條肺子，就是什么也不割，只這么把皮肉割開，把肋骨鋸斷，把胸腔打開，再一層層地縫上，便對一個大小伙子來講也是一個大傷元氣的重創。 胸側開了個洞，插根管子，下面接個瓶子，從胸腔中向外流著血，醫生說這是為了把胸腔中的積血流盡。不到一小時，瓶子滿了，我找醫生問，這血是不是流的有點多？醫生說就是要流干凈。又不到一小時，瓶子又滿了，醫生說沒事的。又一個小時，第三瓶又滿了。我去找醫生，我說，人有多少血可以這么流？醫生說那是胸腔積液，不全是血。我挺來氣，是不是血我還看不出來嗎？再說就是胸腔積液也沒這么個流法啊？我堅持要醫生來看看，醫生過來看，這時第四瓶也滿了。一量血壓是30，一看眼睛，瞳孔擴散…… 醫生和護士齊上手把我同事抬上車，推起來就跑，進手術室！緊急搶救！扔給我一個箱子，說手術室一滴血也沒有，讓我馬上到血站弄血去！我開步往外跑，聽到醫生又給我一項任務：準備后事！ 我這個氣啊，沒把我給氣死！這不是隕石砸頭頂上了嗎？可我連生氣的時間都沒有，我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弄到血！我打車跑了幾十里路弄來一箱子血，當我把血送到手術室，我人累得要昏倒了。 由于創面滲血，為了止血，只好把整個一側的肺子全割除了！又由于沒做這方面的準備，什么填充也沒有，所有目的都是為了不讓人死在手術臺上，一個人就這樣給廢了。 后來我曾阻止好幾個得支氣管擴張的人做手術，這些沒做手術的人后來也都痊愈了。既然不手術也能好，何必要做這么大、這么危險的手術呢？ 一次與同事出差住店，正和同事談話，同房間的一位住客回來，倒在床上就哭，哭得我和同事無法說話。同事很生氣，我說，行了，反正我們也沒法說話了，便對那女人說，你說說吧，你怎么了？她說她要死了，得癌了，剛從醫院做了腸鏡回來。我問，找到腫瘤了？她說沒有，但醫生說這種癥狀就是癌了，因為她的胃腸失去了功能，無論吃什么，就是喝口水，也很快排泄出去，怎么治也治不好，醫生說治不了了。 我聽了奇怪，找不到腫瘤也說得癌了？我給她做了簡單的望、聞、問、切，斷定她是陽氣不足造成的虛脫。但一般說來，對女人應首先表現出崩漏或子宮脫垂一類癥狀才對。我問她有無這類癥狀，她說子宮脫垂已經好幾年了。我氣憤地說，這么明顯的癥狀你怎么不跟醫生講呢？她說，醫生也不問啊，再說，也講了，醫生說這是兩回事，那是婦科病，得到婦科去治。我說這怎么是兩回事？這是一回事啊，醫院和醫生分科，可你不能在你身上分科，這病因是一個！可是轉念一想，對西醫來說，這的確是兩回事，一個是消化系統疾病，一個是生殖系統疾病。 我告訴她去找一個好中醫看看，在沒找到中醫之前，可先吃點中成藥，我給她開了中成藥。 同事在一旁問我，你能解釋一下你所說的陽氣是什么東西嗎？我說，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東西，但我知道它的作用，陽氣足，人就不遺屎、不遺尿、不淋漏、不脫肛、不脫宮。人死時，陽氣一散，沒有托扶，往往遺屎、遺尿。陽氣大傷時，也會有托不住而遺、而淋、而漏、而脫的現象。這位婦女多次生育、引產、流產、身體虧損，陽氣不足，不僅有生殖系統癥狀，也有消化系統癥狀，所以治她病的方式應該是升陽。 這位婦女的病在中醫看就是小病、常見病、好治的病，怎么到西醫這就成了束手無策的疑難病了呢？西醫的確是一門科學，可他們對高科技的運用效率有點不高，有如美國對火星生命的探測在我看來就是效率不高。當定義生命離不開水和氧氣時，火星探測儀只去找水和氧，然后就宣布火星無生命。當后來在地球上發現有的生命可以不需要水和氧而需要其做他物質時，就再發射探測儀去找相應物質。于是，隨著對生命認識的加深而不斷發射飛船到火星去完成一個個單項指令。 （17）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維理念給中國女孩身體帶來十分不良的影響 我對中醫的使用是階段性的，隨著女兒漸長，體質漸強，我又不太關注中醫了。可隨著女兒進入青春期，中醫的魂靈又開始縈繞在我心頭。 當今的女孩不會照顧自己，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維理念給中國女孩身體帶來十分不良的影響。 單位的女孩們總是在她們有頭疼腦熱時跑來問我，對我的回答又往往覺得匪夷所思，“我是胃疼，你卻告訴我穿件大衣，可我沒感覺到冷啊。”“我感到身體乏力，你卻告訴我別吃西瓜了。”…… 一個患有不孕癥的婦女和我聊天，我說：“我敢說，你冬天沒穿過棉褲。”她說，是呀，我是沒穿過，你怎么知道的。我說，所以你不能生孩子。對那些“三九”天穿得薄薄的時髦女郎，我對她們說：“你們就美吧，有你們哭的時候。” 一位同樣患有不孕癥的婦女對我說，不能生孩子更好，我本來就不想要孩子，這樣反倒省心、省事了。我說事情要是真這么簡單就好了。我把她領到醫學專家那里，專家一席話，說得她雙淚長流，痛苦不已。 專家告訴她，她的病發展下去，就是內分泌失調，體內雌性激素減少，影響腦垂體，改變人的形體，面容猿樣改變，最后由于高血壓、動脈硬化而早亡。解決的辦法只能是設法使她懷孕，從而對人體有個重新調整，但孩子的質量難以保證，母體也只是得到大的緩解，但不可能是很正常的女人了，更年期時還要產生一系列難題，總之，這一生是不好過。她從未想到事情會這么嚴重，不由得著起急來。 其實，在動物界中，生殖能力是最具彈性的。我有一個學生，在26歲時子宮只有大棗大小，外陰如同幼女。我想她這輩子別說生孩子，連性生活都過不了，替她愁得不行。可醫生就教他們夫妻二人如何過性生活，硬是用物理方法治療，后來她生了個女孩。如果我們不是把生活弄得太偏離自然，自然本身是有賦予我們各種能力的慷慨的。 不孕癥的增多已成世界性趨勢，據統計中國不孕癥的患病率為15％。對這15％的人來說，不孕癥真不是不生孩子這么簡單。我一個患不孕癥的朋友領養了一個孩子，她對這孩子很好，但無論她怎么努力，她只能像一個好老師、好保姆，而不是一個好母親。由于找不到母親的定位，她一直成熟不起來，在家庭中也難以起到主導作用，她為此苦惱不已。 對“三伏天”鉆空調房間，不肯讓自己出汗，在經期貪吃冷飲，不聽我勸阻的，我只能預言將來她們的身體將會產生各種問題。 母親對我說過，女人要是血脈沒病，什么事都好辦，血脈有病，就會引發出一系列的問題。所以，她總是諄諄教導女人，一定照顧好自己的女兒。當有女孩作下血脈病時，母親總是責備當媽媽的不稱職，怎可以經期淋雨？怎可以產期貪涼？…… 當我竭力照顧女兒時，她并不會自保，還振振有詞地說，大家都這樣，外國人更是這樣。這讓我心急如焚，如何能讓她知道東方人的體質與西方人的不同，知道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也給他們造成一系列的人為難題，知道選擇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學會自保呢？這使我不由得再一次想到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醫學——中醫。 我不想與年輕人爭論，不想用理論做武器對他們批判，我可以同意年輕人的所有現代觀念，但看看許多年輕人吧，二十幾歲，臉色青黃，凹凸不平，現今的美容術也不能改變他們憔悴的容顏；再看看他們的形體，胖的胖，瘦的瘦，不用診脈就可斷定其陰陽失調，且不好醫治，因為不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不改變他們的生活理念，僅靠藥物支撐他們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行的。 我們單位有個愛好體育的傳統，很注重參加一年一度的籃球賽，而且看重名次。可近幾年我們越來越覺得這個傳統傳不下去了，男女籃球隊普遍年齡老化，沒有年輕人補充，單位年輕人不少，可都不會打球，他們當學生時只顧學習，心無旁騖，玩球是那些學習差、不想上大學的孩子干的事。領導說，不會打球可以培養，先挑幾個年輕人進球隊訓練。可挑來挑去挑不出來。胖的是自己走路都上喘，肚子大的有如臨產孕婦；瘦的弱不禁風，躺在席夢思上蓋好被，床上溜平，看不到人。現在，我們男女球隊平均年齡為48歲，全是老將。比賽時，我背包里放著牛奶、雞蛋、止痛片。半場休息時我就趕緊給隊員補充給養并加服“止痛片”。其他單位看到了高呼：“抗議，嚴禁服用興奮劑！”老將們不由地感慨，現在年輕人的身體怎么會這么糟？ 我這一代人小時候的營養都不足，著實說應該比不上現在孩子身體好，可當我聽說現在孩子上課間操、軍訓時一個接一個地暈倒時我就感到非常奇怪，我就沒有見過我的同學暈倒，要知道我們那時可是常餓肚子的。 看年輕人的生活方式違反自然、有悖自然規律，我不知道怎樣保護我的女兒，別說她不能真正理解我的話，把它當成耳邊風，便是聽些，在我死之后呢？她會照顧好自己嗎？這使我又一次想到中醫。 許多西醫醫生也不會養生，因為西醫是科學技術，而不是一種人生理念，重點科學技術并不必然地帶來“科學”的生活方式。而中醫是“道”，它的理念可治浮躁、亢進、焦慮、自以為是…… 如果能把女兒托付給中醫事業，我死可瞑目。 中醫首先可給女兒提供一個有利身心健康的人生價值觀念，其次可以給予她安身立命、救世濟人的本領，更能給她一個依托終生的事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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