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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女兒的話給我指明了一個前途——做一個寵物 遇到從前的鄰居，我打聽他家的太奶奶。他說死了，春天死的，享年98歲。我糾正他，不是98，而是103歲。中國人不讓自己滿百，自稱是98、99的人很可能過了百歲。這個老太太十年前到我鄰居家來住親戚，一早溜達到我家來串門。老太太看上去也就是七十來歲。她告訴我，老了，大牙掉了一顆，記性也不行了，上街要買三樣東西，結果只買兩樣就回來了。我告訴她，四十歲的我，大牙掉了兩顆，上街只想買一樣東西也能忘了。當老太太告訴我她93歲，還給全家做飯時，我是驚訝不已。? 今年五一時，到郊區參加義務勞動，遇到同事的奶奶，也是93歲。老太太一個人過，生火、做飯、洗衣，兒孫全住樓，誰接也不去。見我拿出相機要給她照相，老太太忙擺好姿勢，笑容滿面地對著鏡頭。? 從長壽老人身上我學到很多東西。人老了，并不必然招人煩。九十多歲的老人不僅自己照顧自己還為家人服務，看著不讓人賞心悅目？可我們好多人剛剛上了一點年紀就要求別人照顧，不僅要求兒女常回家看看，還在物質索求之外搞感情勒索，這不是給兒女當包袱？每當電視播出那條常回家看看的公益廣告時，我就對女兒說，我足夠堅強，她不用常來看我，而我時刻準備為她服務。? 有個很自私、冷酷的同事，對父母、妻子、兒子都沒什么感情。但是，接到奶奶病危的電話，他把私房錢全取出來往家鄉趕。奶奶96歲，醫生說沒有治療價值了。我這同事問醫生，還有沒有沒用上的藥？醫生說還有一種德國進口的很貴的藥沒用，但這藥也沒有回天之力。同事問，這藥用上有沒有什么壞處？醫生說那倒沒有。同事說，好，只要沒有壞處就用！他把錢掏出來給奶奶用進口藥……昏迷了幾天的奶奶睜開眼，看見他就笑了：“我大孫子回來了！你是不是沒睡覺？看把你累的，快躺在奶奶身邊睡一會……閉上眼睛。” 奶奶摸索著拉過被子給他蓋上。同事對我說，此時拉著奶奶的手躺在奶奶身邊，對他來說是最幸福的時刻。而他母親，在他面前訴說病痛，向他要點錢吃止痛藥他都不給。近百歲的老人是我這位冷血同事的情感對象的確讓我驚異。? 我問女兒，等我老了，什么用也沒有了，是不是我的價值就降為零了？她拍著我的肩說：“不會，你還有對我的無限忠誠。”哦，我明白了，這就是我的狗一樣的價值。女兒說：“媽媽，你老了坐在床上，一看見我下班回來，就咧著沒牙的嘴沖我笑，你說，你是不是比什么寵物都好？”女兒話給我指明了一個前途——做個寵物。我想，如果我真的沒出息，活個七老八十的，廢物得像貓狗似的吃閑飯，我是不是起碼得有寵物的價值？這使我不由地留心起寵物們的表現，狗的熱情、貓的柔媚、鳥的乖巧……這都是我應綜合學習的長處。在關于當一個什么樣的老人才好的思考中，我還真沒有想出比做一個寵物更好的角色。? 街上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自己做荷包出來賣，雖不精致，但里面裝的是她種的香草。女兒說，這才是真正的香包哪。女兒常年放這種香包在枕邊。還有一位九旬的老人討錢。聽他編出的討錢理由，我為他思維敏捷所折服，掏出錢給他，還指給他一家餃子館，告訴他什么餡的餃子好吃。? 我有一位老年朋友，她活到96歲。在84歲那年，她偷著到兒子蓋房的工地幫著搬鋼筋。結果從沒有護欄的樓上跌下來摔斷了三根肋骨。我想這下肯定完了，就買點禮品，跑去看她。看著她的慘狀，我一時找不到安慰的話。她卻告訴我兩點：第一，84歲了，死了不算夭折；第二，斷的三根肋骨已經好一根了，再好一根就可以干活了。果然沒幾天，老太太就掙扎起來給家人做飯了。我佩服她的思維雖然簡單，但卻有力。之后的一天中午，老太太告訴我她病了。我看不出她怎么病了。她就表演給我看，喝了一口水，但這水順著嘴角淌下來，她嘴合不上，老太太中風了！我沖出去給她兒媳打電話。兒媳帶車回來要拉她上醫院。她抱著門框不肯走。她兒媳對我說，老太太的兒子出差了，出了事可怎么交代？又給老太太的女兒打電話，老太太的女兒開車來把老太太接家去了。臨上車時，兒媳婦塞給老太太一盒再造丸。一周后老太太自己走回來，病好了。她告訴我沒上醫院，只把那盒藥吃了。 我觀察這些長壽老人，也沒有什么特別的養生之道。我四姨爺活了近百歲。他的生活方式為我奶奶所不齒。我奶說他不管什么死貓爛狗、瘟死的雞、病死的豬，全從垃圾堆里撿回來吃了。鄰居的三大爺也活到九十多歲，他喜歡釣魚，卻總釣不到魚，每次都釣到一只甲魚回來。我奶常拿這事開他的玩笑。小時候我經常蹲在他身邊，想看他怎樣對甲魚做斬首行動，可我總是沒耐性等到甲魚把頭伸出來。他喝甲魚湯時，不僅沒人討要，還都笑他。現在我很后悔沒要點湯喝。 據說長壽是遺傳的，是有長壽基因。可我上面提到的這些長壽老人，他們的兒女五十幾歲就死了的大有人在，可見這基因的作用還是有限的，關鍵的還是人的精神狀態和生活方式。 女兒的藝術老師們都可惜女兒沒有走藝術道路。有個老師說她：“你要是搞藝術肯定能紅。”女兒有時讓我聽搖滾樂，問我什么感覺，她說：“你不覺得這種演唱方式就是啼血式的？”她說這種藝術方式就是用生命換取的，所以搖滾樂手多短命。西方的文明多燦爛輝煌，我們有時不由地被其吸引，但這些成就往往是用青春生命換取的，如果不顧惜人的生命而一味追求這一輝煌是否合適呢？ （53）當中國人就是活在相聲里，太有意思了 看到網上提議簽名聲言要廢除中醫的一位教授，他妻子就是一名中醫。這讓我想起了我父親，我就是在父親聲討中醫聲中長大的。所以現在人們對中醫的攻擊在我聽來都是我父親的老生常談。小時候，我是站在父親一邊的，因為科學這東西太對年輕人胃口了，攻擊別人能迅速建立自信，真是太簡單、太痛快了。我想，要是沒有年輕人和西式思維，這“文革”能不能搞起來？“文革”時的大批判，大辯論使當時的年輕人覺得大批判可以橫掃世界。 父親視我母親的不反抗、不反駁為中醫無理，常給我母親“上課”，想要用真理改造她。母親微笑地聽著。多年之后，父親向我承認他的改造工程失敗，因為我母親紋絲沒動。但他總結出的失敗原因是女人不可理喻，認為女人不能接受真理。 母親給人看病時，如果我父親在，他有時要跟著搗亂，鼓動母親的病人接受西醫新的科技療法。他弄一些土霉素片給我，告訴我得了感冒不用喝桂枝湯，吃消炎片就行。不過母親還是勸我喝點桂枝湯。母親讓我觀察，經過西藥治療后的人陽氣往往被壓住了，臉色青白，食欲不振……她怕我的表證吃西藥后變成里證了。 有一次來了一個病人，臉色黑乎乎的，難看極了。母親感到奇怪，怎么也找不出原因。我父親見了，就同病人聊了起來，問他是做什么工作的等等。然后打來一盆熱水，拿一塊肥皂，讓這人猛洗兩遍臉。再看時，臉色就好多了。原來這人整天燒煤焦油，每天洗臉洗得不徹底，天長日久，這臉色就烏了，竟使母親看他臉色時，以為有什么大病哪。為這件事，父親很得意，大大嘲笑了一番中醫，并向我吹噓他的判斷力。如今我看有些人反對中醫的做法與我父親當年就如出一轍。 現在我想，父親對中醫的懷疑、對女人的否定，說到底是他的眼光是向外而不是向內。男人需要讓自己感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感覺自己正義在胸，刀槍不入；武器在手，銳不可當。像對待自己的兒子一樣，母親維護父親的這一感覺。這對一個家庭、一個家族、一個國家來說是必要的，因為我們面對的是深不可測的宇宙，只有讓男人銳不可當，才能為人類開辟一條生路。所以，當我后來又站在母親一邊時，我像母親一樣維護父親的男人自尊。我想，那位教授的中醫妻子不駁斥他很可能出于與我母親同樣的心理。 父親當年向我描繪人類未來社會的物質和精神兩個發展方向，現在看，物質這方面發展得十分迅猛，而精神方面卻陷于停頓。比如，父親預言，漢字不僅要簡化，還要拼音化，然后是世界語——全世界同說一種最合理的語言。那時候有些人專門致力于世界語的創造。父親說，世界語也不理想，表達最完善的是數學語言，未來社會人人都是數學家。40年過去了，這個宏偉藍圖如今怎么不再被人提起了呢？所以，社會的發展不是同步的。有的人言必稱科學時代，好像地球60億人全生活在美國，好像醫學的最高水平就是手術，是人得個感冒也應做手術一樣。 那個教授讀了33年中醫書不得要領進而惱羞成怒反攻中醫，這情感我能理解，也很同情，這不是那個教授個人的錯，正像我走的彎路一樣，是歷史代價。女兒說：“我姥姥沒讓你學中醫是對的，你如果不是用心去學，而是用腦去學，這對中醫和對你都沒有好處。”估計我當年要是學中醫，肯定也是從科學角度入手，那么很可能轉不過彎來，不比那位教授好多少。這是一個中國式的錯誤。一個中醫開玩笑地對那位教授說：“你說人參沒有藥效，就是個干蘿卜條，還不如蘿卜條有營養，那我請你吃人參，你敢不敢吃？”我想，那位教授要是西方人，這個賭他肯定就打了，可別看他這么瘋狂地反對中醫，可這人參他是絕對不敢吃的，這真是中國式的幽默。當中國人就是活在相聲里，太有意思了。 我之所以從對母親和女兒的感情入手談中醫，在于我認為情感是根。情感和理性相互為根，不可特立獨行。僅有情感無以闡述，只有理性就是外星人。我有個朋友提出人類文化有母性與父性之分，表述在中國文化中就是天與地、乾與坤。不管承認與否，這是客觀存在。 跟外星人說話也是一件很費勁的事，因為語言和文章的本質就是“斷章取義”，留有很大空白。我們教孩子寫作文時，簡略的方法就是在這個時代大家都知道的“不言而喻”的事理可簡寫或略寫。可這對外星人就不行了。它們“身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置身在人類任何一個歷史時空中，因此，他們對人類的好多事理沒有“不言而喻”的理解能力，而人類給外星人發送的金屬板只有圖。華羅庚主張把我國古代的“青朱出入圖”送去。我主張把陰陽八卦圖帶上。為什么人類文明在這塊金屬板上要歸于不言而喻的形象和意象？這是不是不夠學術？? 在地球上，在當今時代，我們自產了一批秉持著外星人客觀的“地球外星人”。他們不調整自己的時空位置，不去打造時空“蟲洞”，不以不言而喻和心領神會的方式進行學習，不僅不能理解傳統文化，對當代好多事物也做不到不言而喻。他們坐等呈上來，持著一寸長的邏輯，判定這也不是，那也不是。與小孩子一寸長的邏輯相反，這些“地球外星人”的邏輯脫離地球實際。如果從中醫角度看，這些人患的也是時空錯亂病。? 只有外星人可以要求人類割斷情感與理性的聯系。我認為，在目前理性偏執的情況下對情感回歸，以便以情為根重新選擇理性，這是中國人歸本溯源的校驗方式。回歸，不僅是候鳥和一些魚類的行為，人類在精神上也需要從根基上再長新枝。 （54）看來，無法解釋，說不清楚是西醫也存在的問題 我不是醫生，由我來談中醫有個負面效應，就是把中醫降低到了一個非醫生也可以談的程度，使中醫不像一門專門學科。 這就扯出另一個話題，專業分科問題。我們知道，西醫分科很細，有專門研究腦的專家，有研究心的專家，有的專家就研究手而不管別處。于是，一個專門研究手的專家，可以有高級醫生的職稱，但很可能連個感冒也治不了。如果一個中國農民來到大醫院，他很可能一時半會理解不了，為什么被稱作主任醫師的大夫卻看不了他的病？為什么越是細枝末節就越高級？ 中醫難以分科，難以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于是，按西式思維中醫就是不專門、不高級。中醫能為一個外行人侃侃而談，在一些人看來本身就說明中醫的專業技術含量很低。在有些人看來中醫的大眾性就是它的低級性和無價值性。這是不是科技分泌出來的愚民思想呢？ 這是一對矛盾，我們認為簡單的就是低級的，于是就走向復雜和專業化。所謂專業就是不為專業之外的人理解，“外人”除了崇敬、敬畏，無權提出質疑。許多學者因在專業的堡壘中稱王而洋洋自得。如果自己的專業能為普通人所理解，那就是專業人士的恥辱，因為專業性程度越高它的大眾性就越低。于是隔行如隔山，人們彼此越來越難以理解了，相互批評卻沒有批評權。 這樣一來，有一個問題就必然性地被提出來了：作為人類社會，可不可以這樣無止境地專業化下去？如果這樣發展下去，在我們消滅了所有階級性分歧實現大同世界之后，會不會因科學分歧而再次出現分裂？如今為什么醫患關系緊張，有那么多醫療糾紛？為什么人們仇視執法人員，上訪案件激增？對此，人們多從社會制度上找原因，而很少從專業隔閡上作考慮。其實，矛盾沖突往往起于非專業人員不接受專業人員的解釋。我們這里的醫院設立“委屈獎”，專門獎給向患方解釋醫理而沒有被理解的醫生。看來，無法解釋，說不清楚是西醫也存在的問題。如果一解釋就能明白的話，那現在為什么不普法了？ 人們有要求理解專業問題的愿望，這在中國尤甚。西方的醫學名詞都是專有名詞。一個“高血壓”除了醫生普通人也不認識，所以難以滿嘴專業名詞地同醫生進行辯論。可漢字的特點本身就是打破專業壁壘的。別說“高血壓”，就是“腦血栓’、”腸梗阻”，也全是顧名思義，不用解釋醫理，就要求醫生從字面上解釋，這西醫也得像中醫千百年來做的那樣不能拒絕。歷史上的中醫培養了要求解釋的中國患者，中國患者習慣了當醫生的考官，不把醫生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人們不因理解能力被否定和行業限制就放棄想理解的愿望。醫生的邏輯擋住了患者，患者的邏輯就會把醫生當成屠夫；法律的邏輯擋住了百姓，百姓就把執法者當惡棍。不能被理解的事物使人產生的不全是敬畏，還有反抗和怨恨。毛澤東當年總強調群眾性，不想把各學科搞得過于專業化恐怕也有這一考慮。 中醫簡單，拔一把門前草可以治病，用一根針可以行醫，中醫可以用“赤腳醫生”的模式達到普及。可中醫簡單嗎？你真鉆研進去試試？圍棋在所有棋類中看上去是最簡單了，沒有將，沒有王，沒有什么規則，三歲孩子也可以下，可圍棋簡單嗎？你相信人類會造出一個計算機圍棋大師嗎？入門簡單而出門難的學科還少嗎？ 下圍棋的人很多，可下得好的人不多，但人們并不因平庸棋手太多而否定圍棋；搞中醫的人少，神奇的更少，人們卻據此否定中醫。人們相信棋力有高低之分，不因自己棋力不行而否定聶衛平、馬曉春，然而卻否認中醫的能力，為了否定中醫而說張仲景、李時珍是騙子。因為，如果承認中醫有名醫就無法廢除中醫。 在現代意識中，身體是機器，我使用我的身體，可我沒必要知道我身體的工作機理，也不用檢修這臺機器，因為那是專業人員的事。身體這臺機器出毛病了，交給醫生去處理。當醫生工作時，我不知他們的技術水平如何，我只能用不安的眼睛看著醫生，從他們的態度上作推測。如果他們的態度漫不經心，我的病情又惡化，我就會認定是他們出了錯。既然生死是由醫生和醫院負責的事，當我接受不了死亡這一事實時，把我的恐懼和憤怒轉嫁給醫院和醫生不是很自然的事嗎？ 我不是醫生而談醫學是因為我擁有一個身體。作為一個有身體的人，我要求對身體有一定的醫學認識，我想做自己的第一醫生。正如我下圍棋和愛好哲學，是因為我在生活，我首先是我自己的棋手和哲學家，不能因為有馬曉春和李澤厚的存在，我就不能下圍棋和思考哲學問題了，我不想除了為棋圣和哲學家歡呼外沒有自己的棋道和哲學，我想要有自己的一元生活。 中醫在建立之初就不想專業化到只讓少數人能理解，中醫為什么要與中國文化一致，為什么力圖使治病之道與治國、治家、與天地自然之理統一起來？為什么說“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只有與天、地、人一理，與其他學科事理相通，醫理才可以被想要理解它的人理解和接受。中國統一的文字，上下一致的話語體系，仁義忠信等道德標準曾使皇帝與百姓對話也不會產生語言歧義。所以，中醫能被會種莊稼的農民理解。在知識大爆炸的今天，專業分科越來越細，借鑒中國傳統文化的統一性，是不是對提高整個社會的知識使用效率、合理使用人腦資源有益呢？ 如今中醫不被理解，是因為西方文化打破了這個我們原有的統一的認識體系，是西醫護衛著人類偏離了自然軌道，是中醫所依托的傳統文化不被人理解了。但是這種認識上的分歧歷時久了必然要提出彌合的要求。 （55）我就奇了怪了，這高血壓比傳染病擴散得都快？ 母親給人看病時，不但說出病人的病癥，還常常說出病人的生活方式、飲食習慣和性格特點。疾病在她看來不是從天而降的災難而是有其前因后果的。因而，母親經常向病人指出，如果不肯改變其生活方式或者調整情緒而企圖用藥物來維持原有生活方式的話，那是不行的，她拒絕為其治療。為此，一部分人轉而向西醫求治，因為西醫能給他們的生活方式提供藥物支持。 像如今有人用吃藥來維持暴飲暴食、過量飲酒、日夜顛倒、尋歡作樂的生活方式，都是母親所反對的，她認為這對身體危害極大。 如今我們都習慣把疾病看成是從天而降的災禍，把尋找病因當成是醫生的事而不是自己的事，其實大部分疾病我們都能自己順藤摸瓜地找到原因的。而醫生找的原因卻是CT片上的和化驗單上的。 我一個朋友的孩子在外地讀書，有一天校方突然打來電話說孩子癱瘓了，當地醫院無法確診，正用救護車連夜送往省城醫院。朋友兩口子嚇傻了，也乘火車往省城趕，半路上打電話告訴我這事。考慮他兩口子沒什么親屬，又慌了手腳，怕誤了孩子的病，于是我乘下一班火車也趕去了。 動用了省醫院各種高科技手段，什么檢查都做了，就是找不到病因。校方說是因為軍訓淋了雨，孩子上床之后就全身癱瘓，不會動了。我看孩子不燒、不腫、不疼的，就問孩子和同學有沒有過身體激烈碰撞？他想了想說有，他正跑著，和迎面跑來的一個同學撞到了一起，那個同學倒了，大家去扶倒下的同學，他被撞到一棵樹上站住了沒有倒，當時有全身麻木的感覺。我去找醫生把這個情節告訴他們，他們又來詳細詢問一番，然后請來一位女博士為孩子針灸，針了二十多天后孩子就痊愈出院了。 女兒說，在西醫院的神經內科，中醫出身的醫生比純西醫有優勢。 最近，兩個熟人死了，一個42歲，一個不到40歲，兩個人都很肥胖，得的同是高血壓、腦出血類病。看到他們的親人悲痛欲絕，我感到人的生命實在是很脆弱。 回憶小時候，很少看到胖子，患高血壓病的人很少，偶爾遇到一個高血壓病人，我母親會很感興趣。醫院也很重視高血壓，血壓高一點就給開病假條。有想偷懶歇一天的人，就想辦法把血壓弄高點。我記得方法是：先跑上800米，再喝上一大杯熱水，大夫給量血壓時攥緊另一只拳頭……這血壓就高了，能得到休息一天的病假條。 如今每年的10月8日已被定為全國高血壓日。我國患病率為18.8%，上海城鄉高血壓患病率為29.2%。有數據說，超過一半的中學生血壓偏高。而高血壓病和與高血壓病密切相關的心肌梗死、腦卒中等心血管疾病占人口死亡原因的一半。? 我就奇了怪了，這高血壓比傳染病擴散得都快？要是按早年的標準，這一半的中學生和三分之一的上海人豈不是都得休病假？ 對高血壓的成因，醫學界還說不清楚，有關專家認為，九成半高血壓病來自遺傳。我想這高血壓家族也和我們一樣落實計劃生育政策，專家估計的1.6億多患者也不可能都是高血壓家族人生的。 為什么高血壓病在當今增長這么快呢？女兒說，當然是今人的生活方式使然了。中醫認為飲食失節在高血壓發病諸因素中占有重要位置。調查顯示，目前中國成人超重率為22.8%，大城市成人超重率高達30.0%。這些人是高血壓的易患人群。同時，精神緊張也是一個致病因素。上世紀50年代我國精神疾病的發病率大概是2％，到了2000年，我國精神病發病率已經達到了14％。有著這么多肥胖人和精神緊張的人作基礎，社會怎么可能不流行高血壓呢？ 我說，吃降壓藥啊。女兒說常用的降壓藥是擴張血管，血管粗了，一量血壓，當然就不高了，可是造成血壓升高的根本原因并沒有解決，心臟還承擔著血管擴張帶給它的更大調節負擔，照樣還存在心臟和腦病隱患。其實，治療高血壓并不難，只要調整生活方式就可讓高血壓患病率大幅下降，可人們寧可服用降壓藥，也不肯改變生活方式，這是不是一種新式愚昧呢？ 今年的體檢過后，一同事舉著心電圖，大呼小叫地到我辦公室說得心臟病了。我一聽就緊張，不是緊張她得心臟病，而是怕她大動干戈地治病，她的身體維持著一種很脆弱的平衡，任何治療措施都會打破這一平衡，使她真正致病。從心電圖上分析她心臟供血不足，可她最近也沒失血，怎么會突然不足了呢？如果這一氣血不平衡現象不是因為血不足，那就是氣相對足了。這讓我聯想到單位最近搞的文體活動對這個從不運動的人來說是有點吃不消了。但我不能說是這個原因，不然她更要拒絕運動了，我得再找原因，我問：“你最近大量吃大棗了？”她說：“是啊，每天半斤，吃了一箱了，是大棗吃多了？”我告訴她停吃大棗，注意休息，一周后再去做個心電圖。另一個同事拿來化驗單，說膽固醇升高了，我問他最近吃什么了，問出他吃了一箱魚子罐頭。我說，你的膽都摘除了，還吃那么多魚子怎么能受得了？別吃了，停一周再去化驗看看吧。后來兩人去檢查都趨于正常了。 改變生活方式，說著容易做起來難。如今人們住樓房，用空調，電器設備齊全，家務勞動少，食不厭精，尤其在提倡消費、主張享樂的時代，想要過一種自然些的生活也不可能。如今的孩子更會享受生活，沒有吃過苦，缺乏毅力，指望他們自己改變生活方式是不現實的。他們現在的生活方式是他們一出生就在其中的方式，他們怎么能想到要改變？又怎么可能去改變呢？所以，寧可用藥物維持現狀，也不可能改變自身環境。 （56）西方科學和中國傳統文化在我家就是我的父親、母親 不管我怎樣欣賞中醫，可在醫療體制上我還是贊同以西醫為主。因為西醫更符合當下的時代要求。在人口大爆炸的時代，在戰爭頻發的時代，中醫顯然不能滿足批量處理和戰地救護這樣的醫療要求。西醫的醫生通過課堂教育和集體訓練就可以造就，可以迅速地復制。而中醫卻不是想大力發展就能發展得起來的。 如果沒有一個當中醫的母親，而只有一個狂熱追求科學的父親，我可能終生難以獲得一個審視現代科學的視點。審視現代科學怎么能被理解為是拋棄科學觀點呢？西方科學和中國傳統文化在我家就是我的父親、母親。我很難把科學精神與我父親分開，也不能把傳統文化從我母親身上分開。任誰對父母也不會做出存一去一的選擇，更不會唆使他們離婚。? 如果我失去父母的文化，那么我還有一個“求諸于野”的選擇，那就是我奶奶的民間哲學。我奶奶認為婚姻大于一對男女。我父母的世界觀雖然不一樣，但在我奶的主持下也照樣結了婚，生了四個孩子。那位簽名要取締中醫的教授，怎么不先與當中醫的老婆離婚？所以，還是我奶說得好，什么也不能大過過日子。中西醫之爭，中西方文化之爭，都呼喚一種能對這兩種文化進行整合的大文化產生。 我之所以擁護中醫，既不是想否定西醫，也不是要制止西醫，甚至不是為把中醫發揚光大，而是想通過中醫控制一下歷史車輪的速度，別因太快而翻車。 我承認中醫是窮人的醫學。我們都知道讓全世界的人都過上美國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因為僅有3億人的美國，他們的生活方式已占有了全世界一多半的資源，沒給其他國家留下多少發展空間。美國一年的衛生醫療費用是1.3萬億美元，而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才3.5萬億美元，把它全部用來解決中國13億人吃藥，我們吃藥的總量也只是美國的五分之一。西醫如何保障13億人的醫療問題？既然西醫只能給20%的人治病，為什么偏偏要在這時消滅窮人醫學而只留貴族醫學？如果一個彪悍、勇敢的獵人手里再有一把槍是不是效率更高？為什么有了技術就非得排斥技藝呢？ 不是有錢就能生活得更好。我經常幫助年輕人搞家庭財務核算。他們的年家庭支出是我的好幾倍，可他們天天喊窮，過的是窮日子。尤為可氣的是，他們養的孩子竟然能營養不良。我對一個年輕人說，你只要把你家食品的食用季節調整一下，不僅支出會下降，營養也會充足。當我家吃春季蔬菜時，她家吃夏季蔬菜，而當我家吃夏季蔬菜時，她家吃秋季蔬菜。而反季蔬菜或是大棚菜，或是外地菜，不僅價格貴，而且營養和口味都不夠好。我引導年輕人總結這種花大價錢過低質量生活的問題癥結在哪里，年輕人居然一致認為還是缺錢，他們認為掙錢是硬道理，錢能解決一切問題。我奶奶認為從花錢方式上很能看出一個人的風度，花錢如流水的過日子方式為她所不齒。我奶奶這個圍著鍋臺轉了一輩子的家庭婦女在過日子方式上很有君子之風。 女兒學中醫之必然，是因我想要理順她的思想，矯正她的生活方式，讓她學會照顧自己，想讓她精神獨立，想讓她有一技之長，想讓她能夠終生學習，想讓她老有所為，想讓她為人民服務，想讓她沉穩，想讓她有自己的事業，想讓她的道德得到認可，想讓她很中國。我對女兒有很多想法，非把她托付給中醫事業才能實現。 推而廣之，我希望中國能重拾失落的文明。跟著西方人后面走是走不通的。我們繞了好大一個彎路，我們不能白走這個彎路。就像我在中醫這個問題上所走的彎路，要在我女兒這兒彎回來一樣。是時候了。我們可以沉靜下來，好好想一想。想一想我奶奶的過日子哲學。 十幾年前，我曾介紹一對男女相親，見過面后女方來找我，見我正在計算結婚和生孩子的日子，驚得她哇哇大叫：“你這是在算我嗎，這怎么可能？”我說：“怎么不可能？你先談著，這邊準備結婚。”? 前幾天她請我吃飯，告訴我，她已經介紹好幾對年輕人結婚了，她現在理解我當年為什么推著她向前走，她也在做當年的我。如果中國過日子的現實需要中西醫聯姻，那么中西觀念不一致并不礙過日子，理論交合不了，那就在實踐中統一好了。都是醫學，怎么就不能磨合呢？ 從我母親到我女兒，中醫在我家走了一段彎路又轉了回來。作為一代中國人，我愧對先人。為了彌補我的過錯，我只能把我對中醫的少許記憶盡可能原樣地描述出來，以供女兒參考。如果還能給其他人以啟示的話，我的負罪感是不是更能減輕一些？ 我之所以活到了50歲還覺得活著有意思，是因為總能品味到生活的神奇。我過了一個由母親伴隨的童年。女兒出生后，陪伴著她，我又過了一遍從母親的角度重新審視的童年。這時我才發覺，自以為懂事的我當年并不那么懂事，本以為不懂教育的母親其實并不那么簡單。由此，我知道人的童年不是經歷一次。? 歷史，為什么被反復推敲？原始，為什么令人割舍不下？人們為什么要回溯，要尋根？因為人類不是一次就能長大的，需要反復成長。我們現在力圖摒棄我們身上殘存的原始性的東西，卻不知我們是人面蛇身，身下盤著長長的歷史，任何歷史上的今天都是今天的歷史，我們不可能只要頭，不要尾。 我的一個朋友形象地描述我們今天的進步是一個下身癱瘓的人開電動車。如果沒有對不同時代不同環境下知識的把握，何來融會貫通？所以，回溯不是返舊途而是走新路。是撿拾回本屬于我的人生，是讓自己完整無缺。在我陪伴女兒所過的童年中，母親的形象的確高大起來，具有了神性。由此我也理解了中國人為什么講做人，為什么敬祖先。 女兒說：“媽媽，你死后，如果我想辯論有誰能替代你呢？”我心中暗自得意，是女兒的不斷否定，把我否到了一個無可替代的位置。我死之后，會不會在女兒心中也獲得幾分神性呢？ 由此我想，中醫被否定也不是什么壞事。女兒打小就總批判我，好像不否定我就不能成長似的，我也甘于讓女兒否定。從女兒身上我也悟出，歷史不是被供奉的，神不是被推崇的，其鮮活的生命在于不斷被否定和肯定的使用中。肯定和否定的本身沒什么意義，有意義的是人在成長。中醫在被否定和肯定中，這說明我們在成長。被否定也是存在價值，西方的理論能夠被我們否定本身也說明我們在成長。 （57）母親的一生，既無社會經驗，又不懂社會規則……但她卻生活得從容不迫、舒展大方 早年，我與父親一樣，對母親的生活方式是持否定態度的，認為她不在主流社會，沒有社會地位和社會名望，單純、幼稚，不了解社會，缺乏社會經驗……可當我在社會上走過大半生后，我卻基本否定了自己的社會價值。 女兒小時候，每當我向她提出一條要求時她就要問我為什么，每次我都回答她，不是我要求她非如此不可，而是社會要求它的每一個成員都必須如此。 近日，一個朋友把他大學剛畢業即將走上工作崗位的兒子領到我這里，讓我給上“政治課”，告訴他社會的潛規則…… 我們都在適應社會，并認為不管花多大的代價都是正常的、值得的，好像不如此就不能生活，不如此就不是一個社會的人。可裝了一肚子社會經驗的我，回過頭來一看，這些世事通達真的是學問嗎？如果沒有母親比照，我絲毫不會懷疑我的做人經驗是學問，前幾天參加一個業務研討會時大家還專門談到這些經驗的價值并給予充分肯定。 可母親的一生，既無社會經驗，又不懂社會規則，甚至缺乏自我保護意識，但她卻生活得從容不迫、舒展大方。 記得在“文革”最激烈的時候，父親在單位被揪斗、被毆打，斗爭無限升級。我們大雜院有死的，有逃的，有進大獄的，形勢已完全失控。母親家的成分是地主，她又開著個體診所，也屬于革命對象，我家處于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 奶奶站在大院中央，進行了一場“氣焰囂張”的演說，三十多戶人家，奶奶逐家地罵。對一個婦女罵道：“你生孩子難產，三天三夜沒生下來，最后還不是來找我家媳婦了？如果不是小寧她媽，你就得憋死！”然后踢一腳一個半大小子：“還能輪到你今天來革奶奶的命？”對另一個又訓道：“你出麻疹，出不出來，四十多天下不了地，最后是誰救了你？今天你當革命小將了？你要革誰的命？”“你們有一個算一個，都拍著良心想一想，我們家孩子媽，對你們哪一家沒有恩？……” 我奶奶這么干時，我真替她捏一把汗。那時的人性何等脆薄？一旦被激怒，后果不堪設想。可是全院的人都低下了頭，聽奶奶數落，大家都承認我母親醫術高、醫德好，真找不出一個對我母親有微詞的人。奶奶的指責，瓦解了人們的革命激情，把我們家從困境中解救了出來。在我家的窗臺上曾出現壓著一張十元錢的事，這不是很奇怪么？ 如今想來，母親的生活也是社會化的，而且是真正的社會化。她行醫，但不掛牌，也不做廣告，靠的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社會各個階層、各個年齡段的人都來找她，母親全一視同仁。母親還相當于鄰居們的家庭醫生。遠近鄰居來問病，母親有時脈也不瞧，就讓我給包兩包藥，這給我留下看病這事挺簡單的印象。如今我明白，這不是看病簡單，而是對病人的熟悉，這正是西方施行的家庭醫生的優點。母親的診所相當于現今的“社區服務站”，母親與周圍人的關系能說不是社會關系？母親與人們所構成的社會關系能承受住文革這樣風暴的沖擊，而我們現在在社會中收獲的卻多是世態炎涼，對比母親，我的社會經驗又有多少價值，有多大必要呢？社會經驗真是有用的、必須的么？ 我之所以支持女兒學中醫，也是不想讓她像我一樣學了很多社會經驗，動用了許多聰明才智卻只是為了能在社會上立足，其實人生完全可以不需要這一套，可我年輕時卻把這作為一門學問來學，以為這是真知，卻從未想到這是浪費生命。如今人們浪費在這方面的精力就更多了，其社會成本之大有目共睹。 母親只致力于中醫就可以在社會上立足，她不懂什么經營理念、什么人際關系，她沒有被人騙過、被人訛詐過，沒有經歷過醫療糾紛等麻煩事。母親所處的社會關系是真實、穩定、自然、安全的，她是真正植根于百姓。所以，母親從未感到世界是復雜、危險的，從未感到人心是險惡的，這使她保持了天真、單純。無論我父親怎樣為母親分析社會復雜、人心叵測，母親總是渾然無覺，毫無防范意識。而我當時卻覺得父親說得很對，熱衷于不斷武裝自己，并活到老學到老，可到頭來卻發現，如果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不是建立在人性的、自然的基礎上，那么我們即使終生致力于防范也未必能獲得安全感。 母親終生用自己的醫術幫助別人，而肩不能擔擔、手不能提籃的她也終生獲得別人的幫助。她與人的關系不是建立在金錢關系上，有錢的人來看病是自覺交錢；沒錢的人，有時是老人，有時是孩子自己來更沒有要錢的理。便是聽說誰病了，還要派我去探視，不僅送藥上門，還要送些水果點心。 女兒的師傅也是一個十分單純的人，農村婦女找他看病，市長也找他看病，在他眼里全是病人，一樣看待，不卑不亢。許多人認為他清高、自傲，其實不是，這是中醫的行醫特點使然。市長到西醫院看病可以有住高干間、用好藥、做細致的檢查等等高級待遇，而中醫不管誰來也是用三個指頭號脈，也是吃草藥，沒什么特殊和高級待遇，不能因為他是市長就給他藥里多加人參。所以，中醫本身具有平等性。 母親告訴我，她的第一位和第三位師傅不貪財，但第二個師傅就有點重錢，也有一些錢，結果害得兒子抽大煙死了。母親沒有留下錢財，她的吃穿也不比別人好。經常有人給她送禮，那時的禮物多是水果、點心、罐頭之類的，可母親從不允許我和弟弟們動。記得因為母親不允許大弟弟吃一塊點心，奶奶心疼大孫子還罵了母親，然后上街給我大弟弟買了一個燒餅。我總是替母親把這些東西分送給各家各戶的老人。在我成人之前，我沒有吃過一個完整蘋果，總是與人分享，一塊四分之一的蘋果，能被我用前門牙刮上好久，十分美味。 （58）能研究明白中醫如何害人都能是個好中醫 女兒的父親有一段時間天天醉歸。他的一個朋友好喝酒，酒量又大，喜歡把他喝倒，而且是天天喝倒。我一看這么喝也不行啊，就宴請這位朋友進行規勸。誰料這位朋友不但不聽勸，還宣稱誰也不能阻止他的“殘殺”行動。我一看勸不了，只好換招，于是，給孩子爹扎上“神功元氣帶”，做上理療，吃上藥膳，采取了一系列強身健體措施。這一下，孩子爹的酒量上來了，不僅自己不倒，還能讓他這位朋友倒。這位朋友不甘失敗，奮力抵抗，終于有一天醉后在樓梯上滑倒，撞破玻璃掉下樓去，雖經全力搶救，還是成了植物人，一年后去世。? 事出之后，我追悔莫及，自責不已。我的這點醫藥知識把他害了，這醫學知識豈可強用？當我們在使用知識時，在挖掘自身潛能時，意識不到其中冒險成分，意識不到當一個變數開始變化時，會引發其他變化，而這個變化在整體中不一定就是和諧的、良性的，對身體、對社會來說都是如此。可我們人類的本性卻是明知不可為而為，科學就是這樣一個產物，這是人類的進步所在，也是人類的悲劇所在。 出于自責，我常去醫院看他。他像個嬰兒般躺著，他妻子問我怎么辦？我說，重新開發智力吧。我到街上買了各式各樣一大堆玩具回來給他。但他只喜歡一個玩具——布娃娃。這讓我很奇怪，一個大男人，當所有社會意識被濾去之后，他喜歡的玩具竟是布娃娃。如果說他完全沒有社會意識也不對，他妻子說他玩布娃娃時如果身旁有人看，他會害羞。? 和他同病房的病友也是腦部出了問題，表述不清，他想說東時，表述出來的肯定是西，他為人們聽不懂他的話而生氣。有一天，我去時他正在砸東西，大家躲在一旁看他發泄。我看了一會兒后，把紙筆遞給他，讓他畫，他畫了一個杯子。大家松口氣道：“哦，他原來是要喝水啊。”后來我再去時，他給我看他的本夾子，已畫了厚厚一疊，而且越畫越好。他再也不發火了。看來，概念這東西在人的大腦中不是一種穩定的儲存，它的調取容易出現問題。所以巖畫多是圖，少有文字。雅瑪人倒是留下了文字，到現在也破譯不出。? 類似對不起朋友的錯誤最近我還犯了一次。一個非常有思想的朋友，研究中國文化，我認為他的觀點相當有價值，急于想看他的理論成系統，可他卻不著急，寫詩作聯，優哉游哉。看他這么不用功，我對他就沒好態度，對他的詩作不斷地諷刺、挖苦。漸漸地他就不寫詩詞了，專心致志地搞研究，思想也越來越出鋒，我為他的新作拍手叫好，贊揚他務正業、走正道。正當我滿懷希望地看到他的思想大廈初具規模之時，建筑停工了，而且再也不可能建起來了——他死于突發心臟病，非常迅速。西醫說他是心臟病，可我知道他是死于耗盡心血。 每當讀他的遺作我都十分痛恨自己。他的文章思想密度非常高，得投入多少心力，耗費多少心神才能鍛造？思想和藝術一樣，是要用生命來換的，如果不懂得養精蓄銳而只是一味輸出，那么生命就會戛然而止。他只是在高能量輸出的過程中稍許分散點精力，調節一下節奏，我卻打擊他，不等他的思想慢慢溢出，而是殺雞取蛋，壓榨他的思想，致使他瞬間陽氣消散，撒手人寰。他的建筑工作是無人能替代的，整個損失是無法挽回的，我怎么可能原諒自己呢？至此，我終于理解母親順其自然的心態和做法。干預和介入都是改變穩定系統中的常量，最后的結果不一定是你預期的，很可能是意外的。這也是西醫既治病而又常常致病的原因。雖然我理解母親不輕易給人用藥的原理，可我在生活中卻屢犯干預生活、改變常數、違背自然、剛愎自用的毛病。 朋友們勸我想開些，說哪有讓人用功就把人累死的理？都說朋友之死與我無關，但我不能釋懷。從法律上來講，從樓上掉下來的朋友和突發心臟病朋友的死都與我無關，可我自己心里明白是我害了他們，我知道我是怎么害了他們的。 女兒說，人們不了解中醫之理，也就不了解中醫如何殺人。反對中醫的人只能說中醫騙人而不能說中醫殺人，因為只說中醫騙人還好說，要是說中醫能害人，誰能說出中醫怎么害人？哪個西醫能說出中醫害人的機理？女兒強調說，便是能研究明白中醫如何害人都能是個好中醫。 中西醫的機理在我看來如同雕塑。中醫是雕，西醫是塑。西醫是用現代科技材料一點點塑造出來的；中醫是用天然材料一點點雕刻出來的。人們嘲笑中醫所有的東西都是天然具有，沒有自己的塑造，所以不承認中醫是醫。這個邏輯等于說一塊石頭本身就含有雕像，雕塑家不過是把雕像從石頭中拿出來而已。于是，在有的人看來，塑像是本事，能從無到有；雕像不是本事，因為原來就是有，現有全是原有。 身為中國人，便是西醫想問題時也還是要逐漸顯露中國人特點。做手術，本身就是對身體的干預。早年西醫總是盡可能多地清除癌細胞，并為清除得徹底而驕傲。可是，當看到獲得了生命的病人失去了家庭幸福甚至演繹悲劇人生時，有的醫生對自己的治療方式產生了懷疑。于是，切除的很少，開始冒險的醫生就出現了。因為他們把治療的側重點不僅僅是放在“病”上，更是放在人上，也就是生存的質量上，這就是說，他們開始寧可冒病人可能死亡的險，也拒絕用手術刀開創悲劇人生。這種醫療觀念是對眼里只見病不見人的醫療觀念的反動，這種治療方式增大了病人的危險系數，在理性上不是強勢。可是作為中國人好多能夠理解和接受這種治療方法。 （59）歷史經常做出棄珠寶而留窩頭的選擇，這是不需要講什么道理的 從表面上看，母親不適合在醫院工作是她個人的行醫方式與她所在醫院的運作方式相沖突，父親把這歸于我母親的個性原因。近半個世紀過去了，歷史的顯影作用如今呈現出來的卻是這一事件中兩種醫療方式的必然沖突。母親當時不一定能意識到中西醫矛盾的實質，她憑的是感覺，她考慮的不是工資、名利、地位，而是要讓中醫得到施展。她離開大醫院的做法當時可以說無人理解，我小時同我父親一樣，認為我母親幼稚、愚昧。 母親脫離醫院，遠離社會主流的做法，使她相對保留了一些不曾被沖擊的中醫傳統的行醫方式。這使我今天對比母親能看出現代中醫與傳統中醫的差異來。嚴格說來，當今的許多中醫已偏離中醫軌道不能稱其為中醫了。好多從中醫藥大學畢業的人，當他面對病人時，眼睛里反映出來的不再是陰陽五行的人，而是一個生物的、解剖的人。所以，他們是使用中藥的西醫，而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醫。 為振興傳統文化而振興傳統文化之路我認為是行不通的，必須得依托一些有實際用途的東西才行，比如中醫。西方文化雖有弊病，但其眼前的實際用途是它得以存在的現實基礎。人類的進化是要輕裝上陣的，一塊金子的價值對正在征途上的人類來講可能就不如一個窩頭，歷史經常做出棄珠寶而留窩頭的選擇，這是不需要講什么道理的。我告訴女兒，先不要把傳統文化打制成珠寶，一定要做成窩頭。 認為科學比陰陽五行強，認為珠寶比窩頭有價值，這是目前人們普遍認可的價值觀。連提倡儒學的人也是千方百計地證明儒學是珠寶，以為這個證明完成了，人們就必然會作出棄窩頭而要珠寶的選擇了。可我支持女兒首先學到手的技術是針灸和按摩。我說，當你和西醫在一起時，當你們幾乎是赤手空拳時，你還能稱自己是醫生，還能為人治病，這是對一個醫生的起碼要求。不要先去想當什么專家，專家離開大學、離開大醫院就不是醫生，連一個一般的小病都不會治。醫生不是搞航天飛機，大多數的醫生還是要給千百萬老百姓看病的。所以，先不要把自己弄成珠寶，不能讓中國老百姓摟著一堆珠寶餓死，要盡最大可能變知識為窩頭。 中醫把自己用科學框住，用醫院的模式限制住，用邏輯思維割裂開的退守政策并沒有換來西醫與科學的認可，反而使中醫步步后退，走向萎靡。 我們現今頭腦中所裝的東西與古人不一樣了，這不等于說我們腦袋這個容器也有了質變，而我們的肉體幾千年來更沒有發生突變。因此，在治病這個問題上，選用一些有效的古老的辦法可能比新辦法更安全、更有效。 西醫是偉大的，但這不是它稱霸和搞壟斷的理由，更不是其他人俯首稱臣、放棄思維自主權的理由。在科學上沒有一勞永逸，大家都腳步匆匆。 西方文化中一直有個至高無上的萬能的上帝壓著他們，人是有原罪的，是迷途的羔羊，人是卑微的、愚昧的。所以西方人對偉大的尊崇是毫無保留的。可東方人卻始終有神人一體的情結，從未真正地把神性從自身中分離出來。所以，便是到廟上去燒香的老太太也有糊弄神仙的成分。事實上也是，生命本身就是神奇的，我們有什么理由藐視進化鑄就的感覺和認知能力呢？我們為什么要輕易否定在我們這塊土地上生長出來的中醫呢？ 缺少自信使上世紀50年代好多中醫紛紛改學了西醫，母親的師兄對她說，這是一場歷史淘汰，留存下來的中醫是真正的精華。 缺乏自信使今天的中醫無力去統納西醫，使他們不是結合了西醫的中醫，而是被西醫結合過去了的用中藥的西醫。 沒有自信使現代中醫不能超越道德，超越我們的客觀環境，超越我們的時代，不能有一個自然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不能對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有個整體把握，必然是無所適從，無從診斷，又怎么能成為一名真正的中醫呢？ 女兒倒是蠻有自信的，但也能感受到壓力。她排解壓力的方式把我逗笑了。她說，在不堪壓力時，她會跑到校門口，往算命老頭手中拍上五元錢說：“你也不用給我批八字，也不用讓我搖銅錢，你就說點好聽的，讓我精神振奮就行。”女兒對我說，這招效果很好，比找什么心理醫生都強。這些坐在校門口的老頭，每天閱人無數，能夠把握當下人們的心理脈搏，他們的人生哲學十分順應客觀形勢，為人提供的把握自己所在位置的心理參數頗有價值，是老師、家長和社會媒體所不能提供的。女兒的這種“算命”方式往往取得皆大歡喜的效果。 母親的中醫自信是來自師傳，來自親身行醫感受，是真情實感。我想，母親學醫時如果不是師傳，而是在課堂學的結果會怎么樣？現代中醫來自醫科大學，來自接受了十幾年“科學”洗腦而且是洗腦成功的年輕人。面對與以往所學完全不同的陰陽五行觀念時，他們是抗拒、排斥和茫然的，他們會非常自然地將中醫做西化處理，何況中醫藥大學分科、分類的課堂教學，把中醫真正肢解了。 如今學中醫不用背醫古文了。我們現在的語言環境是現代漢語而不是古文，不同的語言環境有著思維方式的差別，這個差別對生活的影響還可以被吸納，可在中醫的學習上這個影響就是差之毫厘謬之千里了。現代人讀古文必須借助注釋和翻譯，難以直接用古漢語思維。古人不用現代漢語說話不是古人的錯，所以在讀古文時感到煩躁而指責古人是沒有道理的，否認古漢語思維方式的存在和一筆抹殺古漢語思維的方式也是不科學的。 中醫院校使用的教材不是醫古文，而是經過翻譯的白話文，這一翻譯，不僅把意思走了，還經過了現代邏輯梳理，想想看，學生的學習效果會是什么樣？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現如今已不具備學中醫的條件了。今天的人要想走到中醫的領域，中間隔著科學技術、哲學思想等眾多的西式山峰，要走的彎路很可能是要付出一代人的代價，如同我一樣。 （60）我對年輕人說，如果真的想向西方學習，首先應該從吃飯學起 西醫只要學，就能學到知識，就能學成。而中醫沒有“知識”，中醫的知識沒有陰陽五行這一精神內核統帥，就是一堆垃圾。學中醫不可能像學西醫那樣一個術一個術地學。中醫不是技術，所以你不能量化它，測試它。它大而無外，小而無內，你到哪去找它的對映體，用什么做它的參數呢？這正是母親反對我不背經典，只想知道對癥下藥，堅決不肯教我絕招的原因。因為對癥下藥只是中醫之表，而不是中醫之理。可中醫藥大學的畢業生往往連對癥下藥也不得要領，更談不上對中醫的信仰，于是紛紛改行做西醫去了。 和年輕人談中醫很難，便是談傳統文化，往往也沒有切入點。年輕人習慣以現代的、科學的角度看問題，傳統的東西在他們頭腦中沒有落腳點。 后來我總算找到同年輕人談傳統文化的突破口了。我問年輕人：“喜歡吃餃子嗎？”大多答到：“喜歡！”我問：“制作餃子的原料是什么？”都能舉出面粉、肉、菜、油、鹽等等。又問制作餃子的工序，也知道和面、做餡、搟皮、包餃子等。 我問，包餃子麻煩不？年輕人承認是很麻煩。我說，既然做餃子麻煩，按照肉爛在鍋里的理論，我們把制餃子的原材料放到鍋里一起煮熟了吃不是一樣的嗎，何必費這事？年輕人說，還是餃子好吃啊！我笑了，這就是中國人。從中國人的吃餃子情結可以看出中國人的美味追求，即使是事事向西方看齊的年輕人在吃這個問題上也不肯放棄口腹之欲去以西餐為主。 我對年輕人說，如果真的想向西方學習，首先應該從吃飯學起，因為這不是一件小事情，要知道外國人就不費功夫包餃子。西方人吃飯，基本上是從營養的角度理解飲食的，面前這盤西餐，色彩上對比鮮明，滋味上各不相干、絕不調和，簡單明了，縱然有搭配，那也是在盤中進行的。西方這一飲食觀念同他們的哲學觀念是一致的。 而中國人做飯的過程叫烹調。烹是煮熟食物，調是調和五味，重內在而不刻意修飾外表，關鍵就在于它的味，而美味的產生，在于調和，要調和食物之味，使之互相補充，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助滲透到一起，這正與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吻合。 為什么餃子好吃？為什么平常的材料做成餃子就能產生一道特殊的美味？對此現代人用科學方法做出諸多解釋，還說餃子很符合現代營養學觀念等等。可在科學和營養學沒產生之前我們中國人就吃餃子了。 講究調和之美，講究內在的味，好味道的意蘊是難以說清的，中國人對飲食追求的是一種難以言傳的“意境”。意境是一切藝術的中心，飲食文化也不例外。 曾和一位在美國搞科學的中國人談中國文化，怎么也談不攏。中國所有的舊事物在他看來統統應該拋棄，一切向美國看齊。可唯有在吃這個問題上他持中國觀念，他說他長了一個中國胃。我說，即使是西方人也接受中國的烹調，所以中餐館開遍全世界。 而追求美味還算不上中國人對飲食的真講究。中醫更是要求美味首先要合乎時序，夏秋清淡，冬春濃郁；還要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更有藥補不如食補之說。在選擇食物時，必須五味調和，這樣才有利于健康，若五味過偏，就會引起疾病的發生。中醫看病總免不了要追究“你最近吃什么了？”五味調和得當是身體健康、延年益壽的重要條件。在中國的飲食文化中，中醫思想是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既然人們能接受中國的烹調，能品出中餐的“味”，那么同理的中國藝術的“神”，中國文化的“意”，中醫的 “氣”等也是可以接受的，問題在于我們沒有把這些做成“餐”。? 說到“氣”這是最讓講科學的人反對的了。女兒說，氣的存在本是很自然的，不同季節的不同脈象，就可以理解為是人對氣的感應，經絡就是氣的通道，學針灸只知道刺穴位，不講經絡，不重氣感，不懂配穴，那針灸就不是針灸了。 現代思維不僅給人們理解東方文化設置了障礙，也給中醫在語言表達上造成了困難。病人要求中醫像西醫那樣規范地、模式化地回答他們的疑問，這是現今中醫難以做到的。 女兒說，如今人們有一個認識上的誤區。不管什么理，以為說了人們就會懂，只要說得明白，就能成為人人可以接受的“真理”，以為如今人們之所以不接受中醫是因為中醫說得不夠明白。那物理、化學、數學也是可以大眾交流的嗎？也是一說就懂的嗎？中醫本來不是專業化的東西，可在西方文化的包圍、分割下，竟成了專業性的東西了，真為外行人難以理解的了，這無疑是堵了中醫的一條生路。 女兒的師傅一上午要看五十多個病人，要想對每個病人進行詳盡的中醫學方面的解釋幾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與受過現代教育的病人在這個問題上更是不好溝通。女兒回來說起師傅如何對付這種情況時把我笑得肚子疼，同時也深刻感受到中醫的無奈，站在現代角度理解中醫當然很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中醫的撒手锏就是療效，只有見效了，人們才肯用心去了解、體會中醫原理。因此，女兒的師傅在治病上把中醫用到了極致。比如，我說過在西醫干預下的死亡有時是很痛苦的。女兒的師傅用中醫方法去緩解這種痛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這對減少患者和他們親人的感情傷害意義很大。 許多扔了中醫原理只抓住中藥的“中醫”在用藥上深感自卑，因為中藥不夠新、奇、特，不能像西醫那樣總能合成新的橫空出世、一鳴驚人的藥來。因為這些“中醫”不會在境界上用藥，所以他們就像低段的圍棋手，那些簡單的黑白子在他們手中無法出奇制勝，不能產生出爆發力來。如果不從原理出發，女兒的師傅如何減輕絕癥病人的痛苦？ 藥是重要的，技術也是重要的，然而能力卻是更重要的。 （61）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種醫學理論，他便死而無憾。可中醫卻讓他生而有惑 縱觀當代思潮，人們總是從當代看歷史，用今天的眼光看所有事物。人們用西醫看中醫，用科學看中醫……為什么就不用中醫看科學、西醫和現代呢？現存的一切難道真的那么合理，不需要另一視角審視么？ 每個時代、每個人都有自身的封閉性，每個職業也有其封閉性。當我步入社會時，為了糾職業之偏，抵御職業的封閉性，我總要開一個通往外界的窗口，比如，做一項與本職工作反差很大的兼職工作。 在每一個封閉的體系內，都產生一些自身“合理”觀念。比如教育、衛生、法律這些行業。這是專業壁壘，是自我保護，也是對社會的抗拒。所以不管外界批評如何激烈，這些行業都巋然不動。 而中醫恰恰缺少這一保護，因為中醫不是這么成長的，中國歷史不允許中醫自我封閉，它必須是開放的，無時無刻不在調整自身與現實的關系，總是與人民生活緊密結合，渾然一體。而這一特點正是中醫今天難以立足的一個原因。中醫人員來自民間的路被切斷了，中醫人員回歸民間的路也不通了，中醫失去了生命之源，中醫沒有自己的行業城堡。 中醫是個測量表，在我們這個講民主、講以人為本、講科學精神的高科技時代，卻讓中醫舉步維艱是很說明問題的。人們認為這是中醫的問題而不是社會的問題。 女兒放下緊張的考研準備去深山訪一位八十多歲的采藥人。她說，采藥人已經八十多歲了，沒有人繼承他的所知，你以為他還能等嗎？采藥人采用一些當今人長久不用的草藥，用不符合現代人理念的方式配伍使用，雖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不能用科學解釋。女兒說，這些東西雖然她現在還不能理解，但先搶救性地傳承下來，留待以后再研究也不能讓它現在滅失。 現在社會上有很多人在做“搶救”工作。被搶救的本是自生自長的事物，為什么要搶救呢？不為其滅亡惋惜，甚至歡呼的人士說，這些瀕臨滅絕的“物種”不適應現代生存環境，是生存競爭的失敗者，這是自然淘汰。對此，我持有異議，真的是“自然”淘汰嗎？“自然”在大量毀滅自己的基因樣本！“自然”在自殺！ 多視角、全方位地審視我們的生存狀態是多么的可貴，自然界本給人類的發展設置了多種可能性，這種設置不是用來給人類判斷對錯，追求真理的，而是用來應對各種可能情況以保證人類無論遇到什么情況都能延續下去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不應致力于讓自己的思想認識純潔、統一，應保護文化遺傳基因樣本。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主張取締、鏟除中醫的人的確是有些糊涂。 推崇西醫的我父親在60歲那年后背長了一個癰，打抗生素消炎、清洗創面都無效果，越爛越深。醫生說這癰看來是惡性的了。父親寫好遺書，把存折賬號和密碼寄給我，準備著后事。這時我告訴他去找中醫，一個朋友領他到中醫處上點藥，吃點藥，治了幾次就好了。父親為此很困惑了一陣子，他想，西醫的治法也是內外兼治，全身的抗生素已達飽和，創面也不斷進行消毒殺菌的處理，怎么炎癥和細菌消不了，殺不死啊，沒有治不好的道理啊？除非是惡性的。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種醫學理論，他便死而無憾。可中醫卻讓他生而有惑。60歲之后，父親再沒有批判過中醫。 如果眼睛就盯在癰的細菌上，這個菌竟成趕不盡殺不絕的癌細胞，怪不得醫生說是惡性的。但中醫看這些病就是內病外發，治了內，炎癥自然就消了。一個思維方式可以使簡單的事情變復雜，也可以使復雜的事情變簡單。父親從前就相信科學是鐵板釘釘。 如果能夠在不同思維方式間自如轉換，那么我們就可以找到最佳解決問題的方式，以提高效率。比如“依法治國”不等于事事用法來處理。在使用刑法與適用民法時，思維要有轉換；使用審判方式和適用調解方式時，思維上也要有切換。司法實踐證明這不是做不到的。如果法律不依托民間調解，去審判一般的家務事，總干一些殺雞用牛刀的事，哪來的效率？何談法律尊嚴？? 女兒學的專業是中西醫臨床，這個專業本身就是一個思維轉換的實驗。中醫課程、西醫課程、英語、政治……不停地切換；摸脈、手術、針灸、聽診……走馬燈般輪換。女兒開玩笑地說，大腦不停地這樣旋轉會不會分裂啊？ 對思維已成定勢的人來說，做女兒這樣的思維轉換是很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女兒小時候曾主動要求跟一位書法家學書法，學了一段時間后，有一天，我看女兒寫的字感到很奇怪，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字體，我就去問書法家是怎么回事。書法家說，這是最新出土的一塊石碑上的字，不屬于已知的任何一種字體。但他非常喜歡，想要再現這種字體。我聽了很驚訝，你竟讓我女兒寫一種連你都不會寫的字？你是書法家，你喜歡，為什么你不練？他說他的思維已成定勢，再改道很難，練不成還會把原來的風格丟了，那就毀了。而我女兒是一張白紙，一接觸書法就寫這種體，沒有障礙，有可能練成。他承認是拿我女兒做試驗，但是，他說，這是實在沒有辦法的事情，這是把這種字體傳下去的唯一辦法。 中西醫結合的道路以前沒有走好有著多方面原因，但這條路還是要走的，要由新人來走。也許書法家的做法是對的，沒有思維定勢的頭腦可能更能整合我們有了思維定勢的人無法統一的思想。但愿女兒這一代能把這條路走通，但愿她和她的同學能得到社會更多人的支持和理解。 （62）一直這樣猜解下去，源源不斷，永生不滅，這個字再不是簡單的一個字 銀屑病，俗稱“牛皮癬”，曾是糾纏我多年的頑癥，試過許多種藥，或無效，或當時有效很快又復發。也曾到過一些專家門診，掛了號，坐在診室聽，聽上一陣子就離開了，因為那些治法我都不認可。我覺得這真是一種諷刺。我母親治銀屑病治得好，可我偏偏就得了這病，而我母親治銀屑病的藥酒方我又沒記下來，只好就帶病生存了。? 后來我偶然聽我的一個精神病醫生朋友說，銀屑病可稱為人類第二精神病。這使我開始注意這病的身心疾病特點。我知道A型性格在銀屑病人中比例比較高，但我不屬于A型性格，我這病怎么可能是身心疾病類的呢？ 專家說銀屑病是一種多基因的遺傳疾病，其發病談不上什么規律。我想，這病如果是來自基因方面問題的遺傳性疾病，那么精神還能左右基因么？再說，我的精神挺好的，怎么惹著基因了呢？? 但細心的觀察使我發現，我的病情的確是隨同我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變化而變化的。當我以男性的、社會化的方式工作、生活和思考時，我得到人們的肯定和贊揚，我是愉快的，可這時我的病情卻是最重的。而當我以感性的方式順其自然地生活時，沒有人贊揚和肯定我，但病情卻相對穩定，這說明什么問題，難道我們的社會性需求和生理性需要是不一致的？? 經過再三思考，我改變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中止了在別人看來發展很好的事業。很快，我的銀屑病消失了。此后也有幾次復發跡象，我只用調整生活的方式就控制了復發。其實，犧牲了自己的社會價值我還是很傷心的，甚至可以說是悲痛的，可我的病竟在我的悲痛中痊愈了。于是我知道快樂并不是檢驗心理健康的標準。我的一個朋友最近因離婚而悲痛欲絕，大家讓我勸勸她，我說不用勸，我知道傷心有時比快樂更符合人的心理邏輯。朋友表面美滿的婚姻把她弄得七擰八裂，身患多種疾病，她的大哭讓她把顛倒了很長時間的邏輯再顛倒回來，不是壞事，我為什么要勸她呢？? 我稱我的癬為“心靈小窗口”，只要它們出現，我就靜坐下來，深挖思想根源。這些根源有些真的是埋藏得很深很深，是沒有疾病提示我無法認識到的。在日常生活中，人怎么可能認識到帶給你榮譽、金錢和社會地位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其實并不適合你呢？? 有些人向我打聽我的病是在哪兒治好的，我說這病是可以自己控制的，讓它好就好，讓它犯就犯。別人聽了覺得不可能，以為我是在開玩笑。? 由此我想到，男人的平均壽命比女人短，是不是過于社會化的生活方式對男人的身體也有損害呢？男人真的是社會動物？女人尚且還可以從社會生活中抽身，男人往哪躲？成功的喜悅是否真就是生命的喜悅呢？人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社會？? 女人大量地進入社會，接受社會理性，感性認識不再占人類的半壁江山。我的一個朋友說，人類的認識如樹，女人的感性是樹的地下部分，男人的理性是地上部分。男人的理性應是“讀”女人感性的結果。當女人不再感性時，人類的認識之樹就連根拔起，男人的理性就成了無本之木，人類的認識也就不再是樹而是藤，藤雖然可以爬得很高、很長，但是它更會以攀附物為現實而不是以自身為現實。如今，我還能通過深挖思想根源查尋到自身的病因，將來呢，科學能夠幫助人們追本溯源么？? 許多慢性病都和頑癬一樣是身心疾病，對此，科學在用高科技攻堅。? 許多人批評說中醫是在“猜病”。審視我探索自己病因的過程也可以看到個體的、偶然的、猜測的特點，其中難以找到對科學的應用。小時候因受父親的影響我對猜測性的東西是拒絕的，所以，一直不猜謎語，不打撲克，不買彩票。感到“麻屋子，紅帳子，里面坐個白胖子”這樣的謎語是無聊透頂的游戲，為什么我們要對花生做這樣一番曲解呢？中國人為什么這么喜歡“謎”呢？我從沒有因猜“燈謎”、“字謎”而得過獎，我覺得動這種腦筋真是太沒必要了。? 可是，后來我逐漸注意到，中國的歷史、哲學、醫學、文學到處充斥著這種“謎”。一本《紅樓夢》就是一個最大的謎，讓人們猜個不亦樂乎。什么“道”、“氣”、“陰陽五行”等等我們認為不值得費腦筋的東西都在向我們敘說著“麻屋子，紅帳子……”，引我們去探尋與其對應的歷史上真實的“花生”。? 離我們最近的一個設迷者是魯迅，可我們現在連猜解他的能力也在急速下滑。有人會說，魯迅之所以設“迷”是因“白色恐怖”，我們古人有什么必要在文化上設迷呢？我想，這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古人也感受到了一種文化建立上的毀滅性力量。“花生”這個詞能顧名思義么？中國人造字、造詞都追求顧名思義，這個思義不僅僅靠文字的“象形”更要“會義”，還要有連鎖的，連綿不斷的形和義。比如說個“南”字，如果這個南字背后有“神”的話，它在“時”中的形就是“午”，在物中的形就是“火”，在人體上就是“心”，在季節上就是“夏”，在……你可以一直這樣猜解下去，源源不斷，永生不滅，這個字再不是簡單的一個字。所以，我有個朋友說如果只把漢字當成是記言的表音文字那就錯了。所以，讀中醫的古文書是需要解字的，翻譯成現代漢語后會失去很多重要的東西。? “麻屋子，紅帳子……”可以擺脫“花生”這一“形”而存其“義”。當“花生”這個詞因時過境遷而不能向我們傳達它的本意是什么時，我們可以通過對“麻屋子，紅帳子……”的猜解在我們這個空間里找到花生。我們也可以用這種方法重拾、重建我們的文化。 （63）謀劃醫改的人如果能參考辦雞場模式，那么中醫的存在價值自然就會體現出來 我在一個獸醫院看到許多中藥，感到有些奇怪。獸醫告訴我，他在好幾個養殖場當技術顧問，養殖場為了最大限度地調動他的積極性給他算了技術股份。這樣一來，他的掙錢方式就發生了變化，由從前掙治病的零碎小錢，變現在掙股份大錢。工作重心也由原來的治病變為現在的防病。于是，除了疫苗外中藥就成了他的首選，因為他要算經濟賬。? 我問，雖說同是動物，可這雞與人可相差太多了，這中藥如何用呢？獸醫說，怎么不能用？和人同理啊。入了秋，天一轉涼，這雞的肺子也會有不適，用點中藥粉拌在食中喂也就不發大病了。春天，采些苦菜喂上，對防止春瘟也有很好的效果。如果等有了病再治，就算雞不死也影響產蛋，經濟上受損失不是？西醫除了疫苗哪有防病的藥？再說西藥也太貴了。? 聽了他的話我不由地笑了，我想，如果把社會比作養雞場當然不合適，但謀劃醫改的人如果能參考辦雞場模式，那么中醫的存在價值自然就會體現出來。所以，中西醫之爭的產生與其說是學術沖突，我看不如說是經濟模式的滯后。如果醫院的經濟效益我們不是按其掙錢而是按其給地方上省錢來分配的話，中醫就不會受排擠了。? 母親之所以在大雜院內外致力于防病和治小病是因為一旦讓小病釀成大病，不是中醫不能治，而是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人們往往放棄治療。僅僅12元錢，那個患再生障礙性貧血跟我同歲的女孩就因她媽媽沒有給她抓藥而死了。女孩死時母親掉淚了，母親說這付藥貴在“羚羊角”上了，但治這病不能不用這味藥。母親深為不能用更經濟的方法治女孩的病而自責。中醫一開始就沒有發展成高成本、高風險醫學的條件。華佗如果不想治大病可能也不會掉腦袋。? 中西醫的結合在我看首先不要急于醫術上的結合，而要在社會資源分配上結合。當然這要取決于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的治國方向了。在人類的前進方向上，古人說“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而我們說 “改天換地”。事實上，我們沒有亡，天地也沒有換。但逆天的成本太大這一點卻是明擺著的，難道我們就不能與天地搞好關系么？? 天、地、人的關系鑄就人的生理和心理規范，認識和把握這一規范并將其轉化為醫學就是中醫。當然，我認為也可以轉化為政治經濟學。? 中醫是中國人的集體創作。母親給人診脈時，一屋子的病人在看、在聽，病人是主考官，掌握著主動權，醫生是參謀，醫生得不到病人的認可就不成其為醫生。母親年輕時行醫肯定是醫術不高的，但在為病人當好參謀的過程中，與病人的良性互動使她的醫術不斷提高。因此，中醫是人民的醫學，如今我們卻輕易地否定這一集體智慧。? 人的存在不僅僅是意識層這么大的一“面”，之下還有厚厚的沉積層。“面”是臉，沉積層是身，臉是現代的，身卻要求貼近天地。人類的身首異處來自現代的只要“臉”不要“身”的“斬首行動”，其結果是造成身和首的相互呼喚——焦慮。? 相對西醫來說中醫的“術”顯得“空”些，可中醫在“術”之外的學習內容卻要比西醫大得多，而掌握天、地、人的關系正是把握中醫的前提。? 中醫的“空”，正是中醫這個“器”的盛裝作用。我們用 “器”來盛裝個人的東西。醫院的規范排斥個性，母親正因為有太多自己的東西，才不被醫院所容。? 相對于西醫，中醫看上去很簡單，好像沒有太多的技術含量，就像中國的長衫比之西服。我的業余愛好是制作服裝。我對朋友們說，除了西服我幾乎什么服裝都能做。朋友們笑說，還是技術不行吧，不然怎么做不了西裝呢？我說，西服的工序近四百道，每一道工序幾乎都需要科技支持，西裝的“型”不是手工制作出來的，而是在價值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塑形機中高溫、高壓塑出來的，我手工怎么能辦得到？? 小時候，我家來了一位文質彬彬的病人，他微微一動，衣褶就依次展開，不動，周邊也輕起微瀾，整個人如同從一首詩中走出來，儒雅至極。我圍著他轉了好幾圈，考察他的魅力來源。經過一番理性研究后，我認定他的魅力來自他穿的對襟中式便裝。自小在大雜院以懂事著稱的我，從不與人攀比吃穿。這次，我一反常態，向母親鄭重提出，要一件中式便裝。母親也沒含糊，很快，一件平紋布做的藍褂子就給我穿上了。雖然我穿上了藍褂子，卻沒得到絲毫詩意。同學們說我像只灰老鼠。我也不知我這件做工頗精細的褂子為什么穿上了不好看。? 許多年之后我才弄明白，我這件衣服用的是西式立體裁剪法和工藝，板整、合體，沒有褶，穿起來不僅沒有中式服裝的飄逸，也沒有西式服裝的挺拔。而那位病人的衣服是他媽媽手工制作的，用的是平面剪裁、連袖，領口要向后深挖些，在裝領子時，不能等份縫制，要確定三四個點縫深，這樣一來，衣服前撅后翹，自身不平衡，又不停地在自己找平衡，人不動而衣也動，出來一種裙裝效果。人們通常以為，用平面剪裁法剪裁的衣服肯定不能是立體的，而中國傳統服裝恰恰是用平面剪裁法剪裁出立體服裝。而用西方立體剪裁法剪裁的中國古代服裝不僅不合身還走光。許多人不相信在看似簡單的平面剪裁中會蘊含什么奧秘。 所以，看著2001年在中國舉辦的亞太會議上各國領導人穿的“唐裝”也和我當年穿的一樣死板，我就很想與各國領導人解釋說“唐裝”不是他們穿的這樣的。一個西式上袖就足以把中式服裝的韻味搞沒了，可是包括服裝設計師在內，有人覺得亞太會議上各國領導人穿的“唐裝”存在什么缺陷嗎？ （64）監獄的獎勵機制讓他找到了與貪污受賄一樣直接的快樂 我的一個朋友，當他得知自己患了肝癌后，讓妻子打電話要見我。我捧了一束花去醫院，他向我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他是否還有必要與疾病抗爭？看著他以每天掉三斤體重的速度刀削般瘦下去的身體和他胸前吐血留下的斑斑血跡，我狠下心來告訴他，不要爭了。他聽后吩咐家人，把朋友剛送來的一只甲魚放生。他說，既然它不能救我，我何苦還要它的命。第二個問題，他問我：“為什么好人不長壽？”。我一時不好回答，只好反問道：“這個世界不那么好吧？”當天夜里他就死了。? 我這個朋友是個很有靈性的人。有一次說到跳舞，我說每一個與我跳舞的男士都變跳舞為給我上輔導課，可我最終還是沒有學會跳舞。他聽后笑了，邀請我跳了一次舞。那次我成了舞會的皇后，如同穿上了“紅舞鞋”，跳舞成了我的天才表演。此后，我還是不會跳舞，但當男士們再給我上輔導課時，我的態度就不再是謙虛好學了，因為我已認定不是我不會而是對方不會。? 他臨死時所提出的問題不是沒有價值的，我不能說人的好壞與壽命毫無關系。我沒有真正回答他的問題，讓他帶著哀怨走了。? 其實我承認好人不長壽的事實存在，知道這算得上是一個社會問題。? 曾有一個罪犯，我們在審問他的犯罪動機時，他說當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癥沒有幾天可活了時，他就決定犯罪“痛快”一回。調出他的病歷一看，診斷的確是癌，按醫生的診斷他應該活不到審判結束。為此，法醫押著這名罪犯到醫院復查，結果卻沒發現癌細胞。罪犯生氣了，要求醫生解釋，醫生說只能解釋為誤診了。罪犯不因自己沒了癌癥而高興反為自己坐牢而怒罵醫生。? 我想，醫院誤診的可能性不大，多半是罪犯的“痛快”化解了腫瘤。當好人讓他得了癌，當壞人卻治了他的病，這不是對好人無長壽的詮釋？? 當好人受壓抑甚至損害健康，說明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有市場。我朋友臨死時提出的這一問題反映出他做人的困惑，當我們崇尚競爭、斗爭等爭強好勝行為時，像我朋友這樣心性的人怎能不壓抑？他能讓一個不會跳舞的人感到自己是跳舞天才，說明他致力于讓他人的能力得以發揮而不是表現自己，這是多么難得的品質？可他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在同齡人中，我從事的職業算是比較多的，每當單位搞競聘上崗，末位淘汰時，我就受不了同事們看我的眼神。我會對同事們說：“我反對競聘上崗，主張有能力的人離開，我還能找到飯碗，我走。”我不會在競爭的勝利中感到喜悅。前幾天看了一篇文章，是反對計劃生育的。文章說，中國人是多，可多的是孩子嗎？然而我們計劃掉的卻是孩子。讀罷，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感到我們這些上了歲數的人擠占了孩子的生存空間。如此說來母親師傅的行為真是很自覺，沒什么不可理解。也許好人本不應該長壽的。? 可是，做壞人壞事能夠讓人心情舒暢本是不符合生活邏輯的，因為社會不是這么建立的。我對道德并不另眼相待，我對女兒說，道德不是什么美好的東西，談不上虛偽與否，一群強盜想要在世上活過三天也得建立和我們一樣的道德。做不遵守道德的壞人卻能痛快和長壽，支出的是他人的健康和生命成本，其受損的不僅是好人，還有社會，這個大醫學賬不能不算。 人類社會的獎勵機制離人的自然本性越來越遠，當人的本性要求回歸時，往往走上的是犯罪道路。比如，盜竊和貪污可能比工作掙錢更能讓人找到原始人采集的樂趣。有一個貪官，家里并不缺錢，可他卻貪污受賄不止。蹲了監獄后，我以為他會精神崩潰。有一次我們搞法制教育，有人提議讓他現身說法，講講他的犯罪心理，我說他不會做這種丟面子的事，沒想到他卻很痛快地答應了。在監獄里，我看到他還像從前做官時一樣精神抖擻，他計算給我看他掙的分最多，減刑最快，監獄的獎勵機制讓他找到了與貪污受賄一樣直接的快樂。? 可是在社會中，我們卻很難從工作中獲得“采集”和“獵取”的原始快樂，往往只承受社會壓力而不得舒展人的本性，身體怎么能不出問題？但是，如果讓好人違背社會原則去做壞人的話，同樣也會讓好人付出身體代價，這樣一來，不把人類生活規則理順得使其與人的身心邏輯一致，好人想長壽是有些難了。 我在農村生活過，十分理解“小農意識”是怎么回事。這是讓毛澤東都批判的一種積重難返的落后意識。可我從自身的體驗中了解到，這種意識之所以難以鏟除是因為非常容易再生。我在土地上就復活了許多原始意識。種植、采集、儲藏，我像一只松鼠似的不停地忙碌著。我毫不懷疑讓我繼續這種生活能使我長命百歲。那些長壽的人或多或少總有些“小農意識”，這種“小農意識”在中醫中也有所表現。? 女兒跟我說，和尚們也看病，她摸了一些和尚的脈，皆診斷為虛證。女兒說，這說明出家當和尚的做法是違背自然的，人還是要正常飲食，適當吃些肉類才對。? 我說，毛澤東在什么時候要紅燒肉吃？多是在寫完文章和打了勝仗之后。如今的出家人，難離紅塵，好多和尚上網、甚至炒股。一動心神就是消耗，這時再一味素食，身體怎能不虛？所以，不是和尚的生活方式違反自然，而是和尚的現代生活脫離了原來的的軌道。如果站在當代的時空點上判斷和尚的生活是否合理，那么和尚不僅應該吃肉，還應該娶老婆，這樣一來也就無所謂和尚了。? 我們太需要站在其他時空點上審視一下當下的時空位置并對其做出必要的調整。也就是說我們不能事事用今天的眼光橫看世界縱看歷史，也需要從歷史的角度看今天。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僅要把握“今天的歷史”，還要能夠把握“歷史的今天”，這正是歷史在今天的價值。 （65）如果這癮是先天的，是人自身的一部分，禁煙、戒酒又怎么會成功？ 如果沒有酒，我說，這住院的和蹲監獄的人可以少一半。? 煙、酒沒有營養成分，但吸煙、喝酒的社會成本卻很大。據說，死于與吸煙相關疾病的人數將超過艾滋病、結核病、難產、車禍、自殺、兇殺所導致死亡人數的總和。可在中國，吸煙人數超過3億，全球每10支香煙中就有3支是在中國消費的，每100個中國成年男性就有67人吸煙，吸煙給中國帶來的健康損失一年達到42.9億美元。喝酒人數在中國超過了５億。因酒后駕車引起的交通事故占所有交通事故的80%；“酒依賴”已被正式列入精神病的一大類別，這類精神病人已占到住院患者總數比例的近10％，酗酒已成為“社會第一公害”。 我父親不吸煙、不喝酒。他說為癮所制的人，容易失去自尊。對吸毒的，父親認為那就不是人了。看外國影片，一個警長，英雄豪杰，被黑手黨注射了毒品，結果就變成一個匍匐在地乞討毒品的可憐蟲。所以，英雄氣概有時敵不過一針毒、半斤酒，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真是物質的，說物質是第一性的沒錯。? 蹲監獄最難受的是什么？是煙癮。我提審時總是為每個犯人備一支煙。有一次先后提同案的兩個人，先提的這人把一支煙抽完了，問我要留給他同伙的那支煙，說那人不吸煙，我就把煙給他了。提第二個人時，這人滿懷希望地向我要煙，得知煙被同伙貪占了，他的眼淚直落下來，哭得十分委屈，接著就下決心揭發同伙的其他犯罪，說：“他竟然狠心搶我這支煙。”就一支煙，把兩人的“友誼”徹底瓦解了。? 一個殺人犯恨酒，對我說：“是酒害了我，執行前的那杯酒我不喝了。”開庭時是從小號中把他提出來的，我問他違犯什么監規了？他說是因為喝酒。有人帶進號里一小袋塑封的酒，“鋪頭”賞他喝兩口，他不喝，讓“鋪頭”一頓罵：“看你是個死囚，沒幾天可活了才讓你喝兩口，不識抬舉，這時后悔有屁用，想改好也沒機會了……”他覺得罵的是，仰頭便喝了兩口，酒味讓管教聞到了，他就蹲了小號。他問我：“你說，我是不是讓酒害苦了？” 害人的是酒，可法律懲治的是人，酒卻逍遙法外。? 小時候曾想當官，幻想能像林則徐那樣禁煙、禁酒。可當戈爾巴喬夫在俄羅斯禁酒時我卻笑了，戈爾巴喬夫就是一個找直接原因的人，他的思維方式為西方所欣賞。可看上去很簡單的一件事，以他一國總書記之威，怎么就沒禁成呢？ 當時有個笑話說，一人排隊買酒，排得不耐煩就說去克里姆林宮殺戈爾巴喬夫去。走了一會兒后這人又回來繼續排隊了，說要殺戈爾巴喬夫的人排的隊比買酒的隊還長。這笑話說明禁酒是何等的不得人心。 小時候崇尚鋼鐵意志，雖不是黨員也想把自己打造成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父親雖不動煙酒，卻吃零食，而我連零食也不好，因為奶奶說，嘴饞也容易被人拉攏，尤其是女孩子。母親勸我說：“饞，是健康的表現。”而我自覺抵御母親的“腐蝕”，整個生活就跟清教徒似的。? 這種生活的直接后果是使我的感覺越來越敏銳。我清楚地感覺到自己骨子里就是個癮君子，對煙、酒聞著就很向往，只是我沒把煙、酒作為靶目標罷了。我先后愛好過咖啡、茶等飲品并成癮，因造成失眠不得不戒，在戒的痛苦中我意識到這些東西其實也是毒品。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寫道：嗜茶成癖者，時時咀嚼不止，久而傷營，傷精血，不華色，黃瘁痿弱，抱病不悔，大可嘆惋。至于咖啡的害處就更不用說了，都說巴爾扎克的早逝與此有關。我還戒過辣椒。女兒說心臟不好的人不能像我那樣一片片嚼辣椒，犯了心臟病后我只好停了辣椒。在一次次戒“毒”的痛苦中，我理解了精神空虛的含義，那不是世界觀出了問題，不是要思想來充實，而是直接需要物質填補。于是，我嚼檳榔，撿人家吃剩的什么“山楂丸”、“歸脾丸”、“益母丸”來嚼著，還安慰自己說這比撿煙頭要有自尊。女兒說，這何苦呢？不如直接開中藥吃。我找醫生開藥說，我之吃中藥，確切地說，不是為治病，就是想吃草根樹皮！至此，我意識到，所有癮君子的靶目標歸根到底不全都是“草根樹皮”么？如果把我放歸大自然，可能我自己就會找一些草來吃，說不定就成了又一個神農。都說毒品生理上的癮不難戒而心理上的癮難戒，我不禁要問，為什么會有心理上的癮？這種癮不是冥冥之中的呼喚？有一年冬天，女兒用書包帶回來一只小兔子。小兔子吃飽了白菜、胡蘿卜，就啃床墊、門框，弄得我只好到郊外扒開積雪弄回干草給它，看著它悠然自得地嚼著干草，我也抽一根嚼著。煙草、咖啡、罌粟、茶葉、大麻、辣椒等等都是大地上的“草”，“草”癮已沉淀在人的基因里，如果這癮是先天的，是人自身的一部分，禁煙、戒酒又怎么會成功？? 科學家會用化學解釋毒癮的機理，我承認這個世界是化學的，人是化學的，“百草”也是化學的，甚至人生也可以看作是一個化學反應過程，“癮”呼喚著人的內在與外在化合。“癮”時時需要滿足，又時時都要戒，中醫關于節制的思想就是化學中的配平要求。? 提純技術和人工合成制成的毒品變填充為壓倒，使戒毒幾乎成為不可能。西醫戒毒，往往把毒癮弄沒了，人也沒了，要不就是戒毒藥又成了毒品的替代品。如今中醫參與戒毒，同治療癌癥一樣，不是直接殺癌和戒毒，中醫所要做的是留人，是扶持正氣，平衡身體各部分的失調。中醫用的藥是“草根樹皮”，是“癮”的本源，是打開與外在元素化合、配平的窗口，使人與自然在化學反應上取得一致。從這個意義上講，真有必要好好研究一下中藥——這一多種自然“元素”。 （66）中醫關于命、氣血、精神等理論或許可以解答我對霍金這樣人的生存疑問 人的生命之脆弱，往往瞬間就能消散；人的生命之頑強，又為現代科學解釋不了。? 我認識一個18歲臥床至今已四十載的全身癱瘓的類風濕病人。像霍金一樣，他全身也只有三個手指能動，霍金還可以坐在輪椅上，他連坐也不能。? 霍金在22歲時被醫生判定只能活兩年，而今他過了65歲生日。? 霍金報名參加2009年的太空遨游，準備實現兒時的夢想。醫生們斷言，霍金要是上太空非死在飛船里不可。我同意醫生的看法，但霍金要是活著從太空回來，就顛覆了生理學。 我那位因醉酒從樓上跌下來的朋友，臥床不到一年就死了。醫生講解說，只要臥床一周以上，人的肌肉力量就減少20%。人體功能是用進廢退，臥床使人呼吸運動、胃腸活動減弱，血液循環緩慢，免疫力降低、各系統退行性病變、繼發性器官損傷不可避免，總之是條條道路通死亡。我們這位朋友就死于肺感染。? 既然癱瘓病人從生理學上講很難活，為什么我認識的這人癱瘓40年還活著？而且大有活過一些肢體健全人之勢？為什么像霍金這樣早就被西醫宣判死刑的人，其生命還在令人不可思議地延續？他們身體的抵抗力真的像西醫說的那么低嗎？如果低，他們怎么會活這么久？如果不低，又是什么道理？? 用生理學理論不好解釋躺著不動也可以長壽。健康與長壽、生命與運動的關系，現代科學還不能完全闡釋，這使我對進化兩端的人類生命生出許多想象，生命到底是什么形態，可以是什么形態呢？? 對霍金，我們還可以說他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照料——好幾個專業護士24小時護理。而我認識的這人，幼年喪母，中年喪父，無學歷，無工作，領低保，生活條件和醫療條件都很差，身邊常常無人照料，他要能耐饑渴，忍不便……? 我看他總是以一個姿勢躺著，一雙棉手套時不時在身下墊著。他的腿看上去與正常人差不多粗細，細看卻沒有肌肉，是腿骨疏松膨脹了，這樣的骨質，一碰就碎。他身上曾爛出幾個洞，露出骨頭，沒有藥，貼幾張紙，也自愈了。? 他的生命，讓人震撼，給人啟示。? 我曾跟他開玩笑說，上帝造他時只造了個腦袋，沒造身子。只活一個腦袋的霍金幾乎顛覆世界。而我認識的這個人，其精神力量也相當強大。? 記得中學讀書時課本里有一篇古文《獄中雜記》，說的是監獄環境惡劣，有傳染病，每天都死不少人。而令人奇怪的是，犯重罪的大盜卻幾乎不染病，便是染了病也很快就好。作者說，這是因為大盜氣盛的緣故。當時我就想，看來氣盛提高人的免疫力。? 無論是霍金還是我認識的這人，都是身雖殘而氣不衰，不說是氣貫長虹也是氣沖霄漢。霍金的雄心自不必說，我認識這人的父親在世時曾雙手合十沖天說道，天啊，多虧老天讓他躺下了，不然他還不把天捅漏啊？? 從霍金這樣癱瘓人身上我們可知男人的雄心可能更具有精神特質。據說，霍金家里貼有多幅夢露的畫片；他第二任妻子是他漂亮護士中的一個。我認識的這人也曾令幾個女人動心，他從中選出的妻子讓許多肢體健全的男人眼紅。? 書，是精神力量的代表。我們看到，失去了“身體”的男人無不用書來實現自我。霍金是這樣；《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尼·奧斯特洛夫斯基是這樣；我認識的這人也寫了一部二百多萬字的書。? 尼·奧斯特洛夫斯基在做了九次大手術后憑直覺意識到治病與保命的關系。他對要給他做第十次手術的醫生說：“我已經為科學獻出了一部分鮮血，剩下的，讓我留著干點別的事吧。”然后他開始寫書。? 西醫的著眼點是在“病”上，而中醫的落腳點是在“命”上。有“命”，“病”尚可治，沒“命”，便是華佗再世也回天無力。為了攻“病”便是攻了“命”也在所不惜的做法，中醫當然是反對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有時的確是反對治“病”的。? “治病治不了命”這句話是說病可治而命不可治，命只能保。便是治不了的病，病到讓人全身癱瘓，也不一定要人命，而非要治這樣的病很可能卻要了人的命。我想，尼·奧斯特洛夫斯基如果不是做那九次大手術傷了元氣的話，憑他的頑強意志，也許不至32歲就死。? 作為科學，應該不僅能解釋一般現象，還應能解釋特殊現象。中醫關于命、氣血、精神等理論或許可以解答我對霍金這樣人的生存疑問。中醫的精神是指精血和神識。中醫認為，人無形則神無以生，無神則形不可活。在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上，中醫是把物質作為第一性的。然而中醫又認為，神為形之主，神統攝著人的身體。從這一點上看，中醫又無比強調精神的重要作用。神以精血為基，精血為陽氣之依歸，陽氣在人體中的升降運行才是人的生命，而“命”才是人的最本質特征。癱瘓人有病也有命，其“神”的統攝作用沒放棄，精血還在為命所用，為神所用，還在為霍金思想的產生提供強大的物質支持。霍金思想的洞察力全世界人都感受到了。我認識的這個人像霍金一樣，他的最大運動就是頭腦中的思想風暴。其思維之敏捷，反應之迅速令我驚嘆。從命這個角度看，霍金等人的生命不僅是頑強的，甚至可以說是健康的，所以外邪不侵。霍金在身體癱瘓的過程中還生了三個孩子，而他對女人的興趣也一直未減，這不是精血運行的作用？我認識的這人，氣色紅潤、聲音洪亮、目光如炬，他38歲結婚后生了一個孩子。 （67）對舅舅來說，干中醫是參加工作，工作才是他的衣食之源 現代社會為醫生的多樣性提供了現實性和可能性，醫生不再有統一模式。? 便是在古代，中醫也有衣食醫和傳道醫之分。? 我舅舅不是傳道醫，也不能算是衣食醫，我叫他“工作醫”。? 姥姥死時，舅舅才一歲。用他的話說，是我母親承擔了他母親的角色。母親年輕時走南闖北，一直領著她這個小弟弟，自然地，舅舅被母親領進了中醫門。 舅舅被母親送進中醫院校學習，畢業后分到另一城市做醫生，和一位針灸大夫結了婚。? 作為醫生，可以說我舅舅很稱職，他工作認真、負責，業務考試成績、學術研究成果，甚至外語水平都為同行稱道和認可，他干到了院長的位置。 母親和舅舅這對姐弟中醫，一個治病治得好，一個工作干得好，是不是都應算是好醫生？ 但母親認為我舅舅不會看病，說一眼就看出是實證的病人他還給人家開補藥。? 我曾就此質詢過舅舅，舅舅說：“虛證和實證我還看不出來？你媽太傻、太實在，她不了解病人的心理，我開的不過是人家想要的壯陽藥而已。”我說，你這樣做不是害人么？舅舅說，人是不撞南墻不回頭，如果這些人的身體遲早要出問題，你認為是讓他們早出問題好還是晚出問題好？早出問題能得救，晚出問題救不了，能說我是害他們？? 雖是歪理邪說，但舅舅話讓我一時無言以對。? 著實說，中醫越老越吃香，舅舅如今應該是個大忙人才對。可他每天下棋、釣魚、上網，過著優哉游哉的退休生活，根本不給人看病。倒是我那搞針灸的舅母一直沒得閑，天天為人針灸不止。? 過去的中醫沒有退休一說，沒人給他們退休金，活到老干到老，母親給人看病就到生命最后一息。? 然而，對舅舅來說，干中醫是參加工作，工作才是他的衣食之源。所以，在拿到退休金不用再工作時，他也就不再給人看病了。所以，他如今雖然老了，但不能稱他為老中醫。? 母親在醫院工作時，除了擔當醫生職責外，還給新參加工作的年輕人開班當老師，我曾見過她與學生們的合影。這批與我舅舅同齡的新中國一代中醫是在醫院中成長起來的，他們首先學會的是怎樣工作和適應醫院。而這個“工作” 有時候與治病是一回事，比如在強調“救死扶傷”時；有時不是一回事，如在強調醫院利益時。? 醫院之所以是醫院，就是用工作統一醫生思想，用制度限制個人行為，保障醫院的運行機制。因此，對工作負責有時不等于對病人負責而是對醫院負責，即便是滿腔熱忱地投入工作也不等于是滿腔熱忱地對待病人。 人們從感情上接受不了北京朝陽醫院發生的孕婦死亡事件。但從工作角度看，醫生犯了什么錯誤么？是不認真，還是不負責？沒有。那么，在醫院中，我們能對醫生提出大于工作的要求么？? 正是工作與治病的細微差別產生了醫患矛盾。我想，我舅舅這一代隔著“工作”搞中醫是不是造成中醫退化的原因之一呢？? 我們是如此地習慣工作，以至對工作從不質疑。我小時候就認定工作是個光榮的字眼，認為母親不參加工作是落后、愚昧的表現。看來，中國古代官府不辦醫院，使中醫沒有“工作”可尋，必須直面病人的做法，反倒保持了中醫的生命力。? 如果說母親學醫是為了救人救己，舅舅學醫是為了參加工作，那么我女兒這一代孩子學中醫則大多是為了上大學。雖說社會輿論反對中醫的聲浪挺高，可中醫院校卻沒有招不上學生，或降分招生的情況發生。要進中醫院校，高考成績還需在中上游才有可能。所以，有中醫院校可上，沒有孩子會為此拒絕上大學。這樣一來，學中醫人離中醫卻越來越遠了。因此，大學畢業后很多孩子改行不搞中醫也就不足為奇了。? 經常有親友問我女兒畢業后的工作安排問題。我和女兒都不覺得這是個問題。工作也好，上大學也好，對女兒來說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不想讓女兒對“工作” 的理解比對病人的理解更透徹。中醫可以不“工作”，只要有行醫權就行。所以，當個游醫或坐堂醫都可以。女兒說，即便是辦醫院，她辦的也會是一個松散的聯合體。? 女兒鼓動我侄子學中醫，我不贊成，因為我侄子是個“手在腦前行”的人，我認為他不適合學中醫。而女兒則認為中醫現在天地廣大，總會有適合他做的事情。可學了中醫的侄子卻在外科上顯示出天賦，他非常擅長縫合血肉模糊的人體。看他網上日記，寫得如同病歷。手術的每一個步驟，怎么縫的腸，怎么接的筋，清楚得可當操作規程。我開玩笑說，到我侄子手里的人，便是死了也會被縫得整整齊齊。? 雖說人死了縫好也沒用了，可凡是活過來的人又必須是被縫合好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侄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有縫無類的做法也是有道理的。? 當身體被創成開放傷，中醫的理論也隨之被創而破了。女兒面對血肉模糊的軀體就只能舉著兩手一臉茫然，她的頭腦分析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往往不如我侄子馬上動手縫合來得實際。所以他姐弟倆相互配合比各自獨立行事更讓我放心。? 不過，侄子在外科上的擅長讓我很為難，這表明他需要依附醫院。我打聽了一下，各級醫院的醫務人員都是人滿為患，十幾年內不想再進一人，侄子想要參加工作非常難。可是不進醫院誰能為他建個手術室啊？這下我明白中醫的外科為什么不發達了，因為手術需要依托醫院，而歷史上中醫沒有醫院，這正是萬事萬物有一利必有一弊。? 醫生類型的多樣化既是社會現實也是社會現實的需要。為此，一味反對西醫或要求取締中醫都不利于醫學的整體發展。為了我女兒和我侄子能各得其所，我希望中醫和西醫共同存在、共同發展。 （68）我覺得這個把西醫比作飛機，把中醫比作火車的比喻很有智慧 對于我的中西醫結合的主張，我聽到了一些來自中西醫兩方面的反對意見。有個網友來信說，你的中西醫結合主張如同讓天上的飛機拉著地上的火車跑。我覺得這個把西醫比作飛機，把中醫比作火車的比喻比我的“牛刀”、“雞刀”比喻好。我們有了飛機之后并沒有取消火車，從發展前景看飛機也不能取代火車。這不是僅僅靠論述飛機和火車的功能就能成立的。還要考慮地球能源和大氣污染的承受能力。再說，有的人不肯坐飛機純就是害怕。我一看飛機乘務員演示救生方法就忍不住笑，這飛機要是往下一掉，啥救生法管用？ 中西醫結合不是我從理論上選擇的主張，而是現實中的存在。百姓在看病的選擇上已進行中西醫結合了。病人們看中醫時手里是拿著一疊片子和檢驗單來的。來找中醫的病人身體或是浸透了西藥，或是做過手術的，還有受過放化療的，這些都是中醫需要面對而無法回避的問題。中醫已不可能在純自然的環境下不考慮西醫在人體中的作用，單純給病人看病了。如果說我母親的師傅可以不考慮西醫因素給人治病，到了我母親這一代中醫就已經無法做到這一點了。經過西醫治療的病人，我母親必須判斷西藥在人體內起了什么作用，便是一個感冒，用過西藥后由表證變成里證，如果不考慮這一點中醫也無法施治。等到了女兒師傅這一代中醫，不僅治病時經常借用西醫病名和醫學術語，而且在治療過程中也要面對病人通過檢驗單和掃描圖像檢測中醫治療效果并讓你中醫做出解釋這一現象。我想，通過檢驗單上數據的變化，中醫人對中藥和中醫療法也多了一個思考角度，這對中醫未必不是好事。 我先后得過幾次急癥，想找中醫一時上哪找去？為此，我也用過激素，甚至用過進口的，激素量大到當地醫生不敢用，還是北京專家叫喊著讓成倍加量。但西藥的副作用讓人感到如同多得了幾個病，苦不堪言。通過弟妹我服用一個外地九十多歲老中醫的藥使我這些年得以控制病情。考慮到老中醫年齡大了，他的方子又保密，怕他去世了沒人救我，加之便是用快件郵藥也得三天，根本來不及，我就把他給我配的藥每次都存下來一些。服藥時，我不用水，而是在口中嚼著猜測藥的成分，竟然就讓我把主要成分猜著了。我把猜到的藥買來服用，效果也很好，自己頗為得意。上次犯急癥，急服存下的藥，又再次買來我猜出的藥服用竟然無效。只好又用激素，又被副作用折騰得死去活來。后來老中醫知道了責問為什么不找他。弟妹就把我存了藥吃了不好使的事告訴了他。老中醫聽了哈哈大笑，笑我自作聰明，說我每次發病的起因和病癥都不一樣，我這次是連同心臟病一起發作，藥借不上心力，所以發揮不了作用。他又給我配了新藥，再次救了我。這次吃老中醫的新藥我就不猜是什么成分了，甚至不想知道他治病的藥方了。因為我知道就是把藥方告訴我也沒用，他不是用方治我的病，而是用醫理，這怎么是我能把握的呢？如果老中醫死了我再發病就只有用西藥到死了。 人的認識進步說一千道一萬，還是一個不斷給人類添加眼睛，添加頭腦，也就是添加新的感覺器官的過程。我曾說，什么是哲學？就是瞎子論顏色。一萬篇瞎子論顏色的論文不如讓瞎子睜開一只眼睛。西醫的儀器銳化了我們的眼睛，可這是不夠的。 我一個朋友說，三星堆出土的人物為什么會有柱形的眼睛？因為那時的人已經認識到人的眼睛是橫目，只能見到空間而見不到時間。所以三星堆人用柱形的眼睛告誡人們要用歷史的眼睛看事物，這就是縱目。中國人對縱目認識的追求便對當今科學也有很重要的借鑒作用。中醫是時空醫學，尤其是時間醫學。所說醫學的境界就是變肉眼為法眼、慧眼。愛因斯坦說，世界最神奇的事是這個世界是可以被認識的。我想，作為認識的主體，人是這個世界最高超的檢測儀器。我們在開發機械和電子儀器的同時，不要忽略人這個由造化自然加工了億萬年的精密儀器。 作為中國人，我主張活一個完整的生命過程。我對女兒說，生命智慧有如池塘中的荷花，一天增一倍，20天滿池。其實在27天時智慧才是半池，人生很可能在最后時段獲得大滿貫。所以我相信古人有智慧。時間不是任人表演的平面舞臺，就像好酒、好香水都要長時間撂置以便各種成分一遍又一遍地相互微調一樣，我們個人的人生隨著時間的推進“今天”要與“昨天”和“前天”以及“大前天”逐一產生化學反應。每一次反應都會使“昨天”和“前天”以及“大前天”的顏色和質地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反對隨意人為中止生命進程，同時想告誡中止自己生命進程的人，他對人生意義所下的判斷不是定論，如果真有科學探索精神，就要等一下時間賜予人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我也反對給歷史劃分階段。因為人類的歷史是一體的，歷史的意義隨著“今天”這個棋子的落下，色彩會為之一變，你甚至會發現，歷史與今天早有呼應，曾有過某種“暗示”。西醫今日的“起”是起于當初的“伏”；中醫今日的“伏”蘊藏著他日的“起”，這正是此一時彼一時。所以，真正的中醫人并不急躁，知道自己應該做什么。 同事調離時送我辦公室一盆攀爬植物。這盆植物很快爬到了我蒼翠的“八寶樹”上。 纏得“八寶樹”漸漸失去顏色幾近枯死。就在我認為“八寶樹”在這場生存競爭中失敗了時，我發現它開始反敗為勝，最后“克”得攀爬植物枯死，只留下小小一根枝條。花盆中的“護盆草”結有細小如針尖的褐色種子，它用“爆破”的方式播撒種子。我望著天棚上密密麻麻的褐色種子奇怪：這得多么大的“爆破”力量才能使這么小的種子附著到天棚上？如果它有蘋果那么大，它不是原子彈？我在桶里養著“開運竹”，每次我只給它換一半水，半年后，我竟在桶里發現為數不少的水螺！要知道我們的自來水不是來自河里，可是地下水啊！小小一間辦公室中的生態系統足以讓我困惑不已。 （69）這下可糟了，全城的孩子就傳染你們三個，這可如何是好？ 家有孩子，總得想著給孩打疫苗。侄子、侄女都在我家，加上我女兒，孩子小時候這疫苗就打不過來的打，孩子打了疫苗后總有程度不同的各種反應。后來有一天我說，其實你們不用打那么多疫苗，想想看，如果你們的同學全打疫苗，人人都不發病，誰傳染你們？所以，如果是你們同學全都打的疫苗，你們不打也罷。結果就出事了。一次，統一打流腦疫苗，從幼兒園到高中，所有孩子全打。打過之后，孩子們爆發式地產生不良反應，住滿醫院，全城恐慌。我也慌了，一問，我家三個孩子個個有主意竟然全沒打，我說：“這下可糟了，全城的孩子傳染你們三個，這可如何是好？”火車不通，我用汽車把侄子、侄女送走，女兒不走說：“要與家鄉人民共存亡！”把女兒鎖在家里，我參加“工作組”深入到學校協助醫生檢查孩子病情，忙了兩周，總算是平穩過渡。 女兒的堂弟打了乙肝疫苗后反出現乙肝病癥，用激素治療導致肥胖，至今體重超重，多病纏身。我有個朋友，終生未婚，大家很好奇，懷疑她生理和心理上可能有問題。我就把這個問題向她提出來了。她很坦率，說她20歲之前和所有姑娘一樣也是春情滿懷、春心蕩漾的。但下鄉期間有一次冬季上山砍柴，她迷路凍僵了，大家找到她后送到醫院，醫生給她大量用上激素，此后，她再看異性獻殷勤就如看小丑表演。她說，在這種心理狀態下結婚不僅是害別人，也讓自己痛苦，所以選擇獨身實在是別無選擇。 朋友生孩子，孩子一出生，醫生說有點喘，把孩子放稱上一稱，說體重夠，一針三合一的疫苗就給打上了。人家的孩子，我也不好阻攔，我想說，孩子既然有些喘能不能先不打疫苗，這疫苗到人體里是要有所反應的，豈不加重孩子負擔？打完疫苗把孩子放到保溫箱中，掛上一瓶抗生素，同時把氧氣輸上。這一系列行為弄得我心臟緊縮。這么小的身體，剛到這個世界就給強行加入這么多東西，如何容納呢？我把手伸進保溫箱，這個新生兒緊緊攥著我一根手指一夜沒有放開。我問醫生，這氧氣輸得時間長了聽說對孩子的眼睛會造成不可逆損傷，是不是得考慮一下？醫生說考慮不了那么遠，只能顧眼前。這一夜，我老有一種要把孩子抱入懷中保護他的沖動。早晨我離開時囑咐朋友家人給孩子個手指讓他攥著。人家笑我。我走了，孩子很快就死了。孩子只是氣喘，如果用上這么多措施后的結果也是死亡，為什么這個南墻我們要一撞再撞呢？ 母親在時，不贊成給這么小的孩子打吊瓶。對病人吃東西都提出忌食生冷要求的母親說打吊瓶是給孩子灌涼水，孩子陽氣返不上來命就沒了。好多在醫院越治越重的孩子到母親這里來，母親只要求停藥，孩子就一天比一天見好。不講陰陽只講科學當然就可以給孩子大量灌涼水了。對體質虛弱、陽氣不旺的老人來說，母親也反對不停地掛吊瓶，認為這會損傷老年人本已微弱的陽氣。 正因為我們把治病理解成不斷采取治病措施，所以，不采取行動就不是治病，許多醫療官司就是告醫方不作為，現在又有告醫方的搶救是表演。所以，我想西醫也不一定認為給新生兒和老年人采取那么多措施是必要的，之所以做表演就是為了有所為，為的就是避免遭到不作為的指責。 科學無疑是條捷徑，但一味走捷徑對人類是不是件好事？有一個想走私的青年找我說，你是搞法律的，你說真心話，犯罪的成本到底有多大？比如我走私一次的危險系數是多少？我說你走私一次的危險系數是百分之一。他聽了高興地說，那太值得干一次了。我說，可一個人一旦選擇了做叛徒，那么他哪來勇氣再回頭做義士？當叛徒受害最大的是人的思維方式，毀滅的是人的精神。而選擇錯誤道路的危險系數就是百分之百。每當有命案一時破不了時，我總安慰被害人家屬說，案子一定會破，我的經驗是凡負有人命的罪犯像有鬼支著一樣一定會浮出水面。女兒說，你這是用迷信糊弄人。我說不是，一個人一旦走上一條違反常理的人生道路，他的心理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發生變化，很難再回歸到正常人生道路上來，所以就會做鬼使神差的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佛家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說的就是人要從錯誤的道路上扭轉過來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科學技術使人類從自然中“走私”到大量財富，也毀滅了人類億萬年來在自然生存中形成的勇氣。想讓人類再獲得這一勇氣是太難了。但我們現在所走的是一條什么樣的道路？這個問題我們并沒有認真去想。 如今，想找回人類面對自然，以自然狀態生活的勇氣已經不可能了。現代人遇到狼嚇得腿軟筋麻是正常反應。我對女兒說，在自然界中兔子遇見狼并不是嚇得屁滾尿流，而是沉著應戰。而兔子與狼的斗爭也并不是回回以狼的勝利而告終。面對強大對手束手就擒不是動物規則。而如今人們卻一再推行一種向強勢投降的“明智”理性。中醫之所以不投降在于中醫的理論基礎和思維方式是尊重人的個性和個體價值。認為由于時空位置的唯一性，每個人都可能具有他人不可取代的唯一性。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存在不能否定另一個人的存在。說什么現代人比古人聰明，現代科技成果可以取代以往人類的全部成績，其實就是把自己所在的這一時空無限擴大了。現代人所在的這一時空的確是誰也取代不了的，有其唯一性。可人類基因并沒有產生突變，說今人比古人聰明的生物證據是什么呢？從基因角度看，今人不過是古人的再現，所多的可能是歷史經驗。可我們人類這幾百年走的是“熊瞎子掰苞米”認識道路，手中的苞米只有一個，怎么就認為自己在認識上很富有呢？ 我可以認為我比我奶奶占有的知識多，但我絕不認為我比我奶奶更聰明。我知道許多現代專家還很困惑的問題我奶奶可以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所在。隨著我奶奶的離去，我知道許多勞動技藝永遠地消失了。我再也吃不到唯有我奶奶能腌制的咸菜和醬菜了。我相信古人能擒狼伏虎，但今人會用今天的現實否認這一點。 女兒很小的時候就會嗑瓜子，可上幼兒園之后她卻整個地嚼瓜子吃，并告訴我說：“幼兒園的小朋友們全這么吃。”如今她在讀古書時會時常感嘆中國古人會嗑瓜子而今人卻學人家嚼瓜子。 （70）這一點點不確定正是百分之一的希望，是四兩撥千斤的支點 我陪得白血病的同事到北京復查，向其他患者展示移植效果，給他們帶來極大的精神鼓舞，增強了他們做干細胞移植的信心。 但我知道，其他人做這個手術效果就不一定會這么好。當我們拿到診斷書，知道所患白血病是最嚴重的一種，就沒抱絲毫僥幸心理，僅僅做了一個療程的化療，就進入干細胞移植階段，捐款和移植手術同步進行，持續整個醫療過程。這與其他病人反復做化療，在體能幾乎消耗殆盡時做移植，效果怎能一樣呢？所以醫生稱我們是最好的病人。 我不因為自己談中醫就自認是保守派，我究竟是一個保守派還是一個激進派不完全由我的生物性存在決定，還要由我的社會存在決定。如果早生100年，我也會像胡適他們一樣為西醫鼓與呼。當事物偏差到某個臨界點時，總會有人適時地挺身而出發出吶喊，我稱這是人類的自我糾偏能力。 每當我不得不把自己交給西醫朋友時，我也能做到像梁啟超那樣即便出了醫療事故也無怨無悔。我的西醫朋友對我用他們不疑的態度大為贊賞。因為我知道，中醫也好，西醫也罷，往前走的路也多是摸索的，談不上什么對錯。治標也好，治本也好，哪頭急就先治那，中醫也不排斥治標，鍋要是沸溢了，先澆點涼水再去抽薪也是通常做法。既然我選用西醫就是去治標的，怎可以指責人家不治本？有人嘲笑中醫也上西醫院看病，卻不知在醫鬧和打醫療官司的人中找不到中醫人。 母親到西醫院看病也是一個好病人。在癱瘓的三年中，她采用的就是標本兼治的方法。母親訂有中西醫雜志，有西醫朋友，她和西醫朋友商量治療辦法，也聽任他們用西醫方法醫治。母親吃著中藥，靜脈注射著“葡萄糖酸鈣”等西藥，還曾經和我研究怎么能補點鐵，我說鐵的成分像熬藥那樣肯定是熬不出來的。 自始至終我對科學技術像我父親一樣熱衷，態度比西方人還激進。比如，對許多國家通過立法限制克隆人的研究我就不贊成，科學發展是誰能阻擋得了的么？限制克隆人研究對生命科學的整體發展都有影響，在與社會發展和諧的前提下我希望科學發展得快些。 我向朋友的兒子描述我少年時組裝“礦石收音機”時說：“那是一塊真礦石啊！”朋友是教語文的，說我有語病：“你前面已經說是礦石收音機，再說真礦石就多余了。”我說我想強調科學發展的速度之快，如今的孩子見慣了集成塊，怎么能想象電子“產品”里會有偌大一塊礦石呢？看著現在的孩子組裝電腦只需把插件像積木似的一頓插就成，羨慕得我什么似的。想當年在組裝了五管、七管收音機后，我野心勃勃地要自己裝電視，腋下夾一塊“萬能表”去找物理老師，請他幫我測試挑選一個顯像管。老師跳著腳說手工纏繞的偏轉線圈根本不能用。我說，我可以纏得和機器纏的一樣好。老師說手工進行電視微調是不可想象的，幾個月也調不下來。我說我已做好了調一年的準備……老師看勸阻不了我，干脆半路逃跑了。我想，科學之所以有今天的大好局面不正是因為早年有像我這樣一批熱血青年全偏到科學一邊去了嗎？通過奶奶和母親的描述，我知道中國早期的西醫是一批品學兼優的人。西醫對中醫造成沖擊的不僅僅是醫術，更是充滿朝氣具有熱情的人。正是青年人矯枉過正的熱情投入形成了歷史搖擺式前進。 按中醫的觀點這藥有偏性，人有偏性，社會發展也有偏性。“五運六氣”所展現的物候就是在不足和太過之間偏擺的。如果說五四時期社會發展需要中國向西方文明偏擺的話，那么現在恰恰需要向東方文明回偏一下才好向前發展。 科學的偏性如今在一位科學家那里表現得很典型，他給中西醫打分，西醫打90分，中醫打10分。這種打分的方式很明晰，符合人的求真愿望。可當我試著把這種分組打分的方法擴展開來，給牛刀和雞刀打分，給飛機和火車打分，給美國和中國打分，給科學家和我打分時，“分”的明晰性不僅消失了，還引發了我思維上的混亂和情緒上的不滿。試想如果我是被打十分的火車，我會不會提出讓飛機運載煤炭和鋼鐵的要求？我會不會產生恨火車無翅，看飛機眼紅，不安心工作，消極怠工等不良情緒？本來我可以做個快樂火車，只因這一評分方式就把我的積極性全弄沒了。 認為可以像打分那樣對事物進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嚴格確認，不承認有不確定因素的存在，不給人的主觀能動性留有余地，一旦形成這樣的“科學態度”后，拿到癌癥診斷書時就會問醫生還剩多長時間了，因為我們相信科學的準確性。可量子力學發現：由于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因此，不可能完全精確地預言事件。這就是說，科學也如算命先生一樣不可能料事如神。就像看上去敗局已定的一局圍棋，在靠一小塊不確定茍延殘喘；就像紅軍被趕進草地，革命進入死亡倒計時；就像中醫被一再宣布滅亡，排除在主流醫學之外。而人們所說的百分之一的希望正是這一點點不確定，而這也正是四兩撥千斤的支點，對這百分之一的不確定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正是人的能動性這一價值所在。一旦我們能用好這一點點不確定，就如同紅軍走出草地、死棋變活、扭轉乾坤的情況也就出現了。如果抱定確定的科學態度，放棄對百分之一希望的努力，那人生還有什么色彩，這樣的人生就是我們所追求的？在有不確定情況存在的時候我們的確認怎么會是科學態度呢？ 沒有西醫的沖擊我們不會深入思考“中醫是什么和不是什么”這個問題。而對西醫的反思也得是在科學發展一段時間之后才有可能。中西醫相互為試金石，中西醫都不可能繞過自己的“劫數”。“劫數”在中國思維中不一定是走向滅亡，多是取真經時必須經歷的“九九八十一難”。 （71）他說，你不知道，我在住院期間看到很多被配偶拋棄的病人 小時候受到驚嚇時，母親會把手插入我頭發中撫弄說:“摸摸毛，不嚇，不嚇……”我往往就定下神來。這種安慰小孩子的方法被一代代地沿用下來。我是這樣哄女兒的，將來也這么哄外孫子。這種用在孩子身上的“哄”法，人們認為對成人不適用，更不會承認這也是一種醫療方法。 一個年輕人最近睡眠不好，我讓他母親“哄哄”他，因為他剛剛參與了一次死刑執行，我認為他內在受了驚嚇，為此，年輕人笑我缺乏理性。首先，他不承認自己受了驚嚇，這有他的沉著、鎮靜為證。再者，便是受了驚嚇，他又不是小孩子，媽媽哄哄就能哄好？不管這個年輕人怎么認為，他母親完全接受我的建議。 一位朋友，四十多歲了，路遇一起交通事故，他很有效率地報警、救人，表現得十分出色。事后，他病了，厭食、無力、失眠……到醫院檢查沒有查出問題，吃藥、打針也不見效。看他一臉倦容、打不起精神的樣子他妻子很著急，認定他得了大病沒有被檢查出來，領著他到各醫院查來查去，弄得他很有精神壓力。一天，他鄉下七十多歲的老母親來看他。母親一見他就問：“你鼻梁發青，受什么驚嚇了？”他和妻子都覺得好笑，一個成年人，便是遇到和處理一些非常事件也是很正常的事，有理性的支撐，怎么可能受到驚嚇呢？可他母親堅持說他受了驚嚇，得叫叫魂。于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到屋外像他小時候喊他回來吃飯那樣呼喚他的名子，又像對待小孩子一樣捋著他的頭發給他吟唱“安魂曲”。看著母親那么投入，他也就樂得撒嬌，任由母親擺布了。我們再見他時，他又恢復到先前精神煥發的樣子了。朋友們問他是怎么把病治好的？聽了他的講述后大家又不得不驚嘆他母親精神安慰作用的神奇。 有理性的保護，非常事件在我們身上不以驚恐的方式表現出來并不等于我們的精神沒有受到沖擊。我在非常事件面前往往表現得從容冷靜，但事后那些在事發時驚慌失措的、當場昏倒的、一時精神措亂的人都恢復了常態，我卻一天比一天倦怠直至犯心臟病。 “母親”不僅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更是心理學意義上的。“母親”能揭去覆蓋在我們身上的理性外衣，直接撫慰我們的心靈。理性可以充當“父親”，但不能替代“母親”。不管“父親”如何“教育”我們，對于我們的心靈來說還是需要來自“母親”的安慰。因此，“哄”這種對待小孩子的小伎倆在某些時候就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見過母親治療因受驚嚇而精神出偏的病人。母親一邊飛快地點刺針灸，一邊“哄”著病人。當病人最終無力地伏在母親懷里哭出來后，情緒就漸漸趨于平穩了。 母親治病用的往往都是小技。小時候，我閑時會按母親的吩咐買幾根四分粗細的竹子，一節節鋸開，制做許多一寸半高的小竹罐。用中藥把做好的竹罐煮上，母親按穴位扎上針，我用鑷子從鍋里夾出竹罐甩一下水，趁熱扣在針上……母親還讓我用艾葉像卷煙一樣卷成一支支“雪茄煙”整齊地碼放在盒子里。有來訴稱胃疼、肚子疼、叉氣、打嗝的，拿出一支點燃，灸灸肚子或小腿上的“足三里”、“三陰交”等穴位，往往不用吃藥就好了。有一年，大弟弟得了急性闌尾炎。一聽西醫說得開刀，他一下子滾下床捂著肚子就逃出了醫院。母親急了，讓我捉他要給他針灸，可弟弟爬上房，我也捉不到。那時還沒有糖衣藥片，想哄弟弟吃藥也難，全家只能坐等他穿孔從房上掉下來。我和弟弟反復商量，他只接受一個治法——灸，而且只能是我給他灸。弟弟到底沒做手術，沒吃藥，也沒扎針，連我也不相信闌尾炎能灸好。 中醫治病的方式都可以歸入小技類，能用小技治好的病當然不能算是大病，從這點上說中醫治的病是小病我也不反對。在心理上，我們有時希望自己得的是大病，我那位被割去一側肺子的同事后來對我說，她之所以沒有聽從我的勸阻而做了手術是想用做手術向人們證實她得了大病，為的是堵說她裝病之人的嘴，開胸手術當然是大病。可更多的時候我們不希望自己得大病，比如，患上需要換肝、換腎、換骨髓這樣的病。因為在真得了大病的情況下，我們首先面對的可能不是病而是更難面對的東西——人性。 我一個做了大手術的同事求我給當地報紙寫篇稿子贊美一下他的妻子，表達他對妻子的感激之情。我笑他作秀，兩口子之間用得著這樣嗎？他說，你不知道，我在住院期間看到很多被配偶拋棄的病人。在病房內，當守護病人的常常是父母、兄弟姐妹，而配偶根本不露面時，就說明病人被配偶拋棄了，而被拋棄對人的打擊往往比患病的打擊更大。我給同事寫了這篇表揚稿，同時感到些許悲哀，現代科技在許多方面把人性放入前所未有的嚴酷考驗中。在我一個朋友急需幾十萬元手術費時，他的家人卻沉寂了。我一個個“捉拿”他們，逼迫他們拿錢。被我逼得沒法，他的父母說:“你能向我們保證手術成功么？不能，那你這不是讓我家傾家蕩產、人財兩空么？你有什么權力來逼我們？你先拿出幾萬元來，然后再來逼我們要。”我從來沒有向朋友學說他父母這番話，如果父母對孩子的感情都承受不住這樣的醫療考驗，我們又怎能要求配偶、兄弟姐妹做得更好？有一天我接到醫院電話，說有一個住院老太太的兒女們因承擔不了醫療費，紛紛棄老人而去，讓我這個維護婦女權益的人管一管。我費了好大勁把老人的兒女們找到一處，連哄帶嚇要來錢送到醫院。老太太沒有因我為她拿來醫療費而高興，而是拒絕進食而死。這讓我感到如果“治病”這事要是弄得過大，大得讓愛情、親情承受不了，我想，死亡的幻滅感也可能是由某些失望引起的。雖然這不干醫學啥事，但很有做一些調節的必要，我們應如何調節呢？ （72）一位網友來信說人參不是不可以大量服用的，他就敢把人參當蘿卜吃 一個患病兒童長期吃藥。孩子的媽媽見我女兒摸脈說得挺對，就詢問應該再吃點什么藥。女兒說，這么小的孩子干嘛要吃那么多藥呢？做做按摩、熱敷什么的效果往往就很好，小孩子身體敏感，用藥不當對孩子反倒有傷害，所以對小孩子用藥最應慎重。女兒一邊說一邊給小孩做按摩，只做了一會兒，小孩就接連放屁，感到很舒服，對媽媽說他很喜歡這種治療方法。 由于西醫的出現，醫生的概念發生了變化，相對于西醫做換心換肝的大手術，中醫真算不上是醫生。為此有人主張中醫的地位應是輔助醫學我也不反對。孫悟空在取經路上的汗馬功勞是不可抹殺的，但孫悟空肯挑上兩天行李么？孫悟空因自己在前開路就要求取締沙和尚么？我一直不認為唐僧是個低能的領導者，他的“慈悲”實在是一種科學的價值眼光。他不用一種價值去否定另一種價值，最后只剩一種價值。他沒有實行“能者上，庸者讓”的競爭機制，不讓孫悟空利益通吃。他驅趕孫悟空幾次，卻一次也不曾驅趕過沙和尚。他甘冒自己被吃肉的危險也要抑制孫悟空的“齊天”意識。 中醫缺乏競爭意識不是它的缺點，也不是他應被取締的理由。我曾在一個婦女組織中工作過一段時間。去之前，人們對我說，女人事多，在一起就打架，這個組織的內部情況就證明了這一點。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我發現問題根本不在性別上，而是人員配置不合理。由于女干部被選拔的機會少，選上來的個個都是“孫悟空”，唐僧要是領著三個孫悟空去取經會怎樣？ 嘲笑中醫不是另一個孫悟空，總要設擂臺搞比武，以決定去一存一，同時還認為這么做很科學，我看這種科學不如唐僧的“慈悲”來得實用。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主張講道德，主張把中西醫“結合”到為人民服務上來。因為專業壁壘造成的相互理解困難，使人與人之間幾乎要因思想認識不同而打“圣戰”了。只有道德具有公共價值，可以通約。所以道德不是虛性的，不是為了讓人高尚而產生的，其實用價值不小于醫學。 能夠看出不同事物的各自價值，能夠了解事物并不具有絕對性，我認為這是最基本的科學態度。中醫就是建立在這一態度上。在中醫理論中沒有什么是絕對的，陰陽是這樣，五行是這樣，所有事物無不在過程中。我感冒了不吃藥遭到大家的批評；咳嗽了還不吃藥，人說這會引發別的病。果然，我開始浮腫、腰疼……朋友說這是腎炎癥狀了。我還是沒吃藥，幾天后浮腫消了，其他癥狀也沒有了。而朋友感冒就吃藥、打吊瓶，出現咳嗽癥狀后做了菌培養又加大了藥量，他對我說，一定要把病截住。結果他不是把病截在肺部而是截在了腎部無處可走，化驗結果反倒是腎炎了。當然，這就不是小病了，得大治了。為此他奇怪，本來已經出現腎病癥狀的我卻沒有得腎炎，而他層層預防卻反倒得了腎炎，原因何在呢？我說，當我咳嗽時感冒癥狀就沒了，當我浮腫時，就不咳嗽了，當我浮腫消了后，就什么病癥都沒了，因為病在我的身體里走完了它的全程后就不是病了，而你不讓病完成這一過程，把它截留在腎這個階段，所以你就慢慢治腎炎吧。看他郁悶，我勸他不要想不開，如果把事情重來一遍，他有膽子像我這樣做么？中醫的“冒險性”也是現代人不能完全接受它的一個原因。雖然西醫也有險，但人們有冒險選擇的自由。 中醫不僅看事物不絕對，便是看自身也不絕對。所以，在歷史上中醫從沒有停止對自身的批判。這一現象被有些人視為中醫自身缺乏堅實基礎的證明，也使一些初學者感到無可適從。一位網友來信說人參不是不可以大量服用的，他就敢把人參當蘿卜吃。但是，他說這里有個服用方法，那就是先要一點點吃，不斷增加身體的耐受性，然后再一次性多吃就不會危及生命了。我完全同意他的說法。中醫所說的藥之偏和人之偏也是相對的。如果銀河系中存在另一個“地球”，除了沒有大白菜外什么都與地球一樣。他們要是來我們這做客，很可能會因吃了我們地球上的一棵大白菜而中毒。如果人參在地球上遍地都是，是我們祖先的主菜，有什么毒性早耐受過了，我們現在吃起來當然就是蘿卜了。相反，要是自古以來蘿卜就像人參一樣稀少，我們吃一個說不定還中毒身亡哪。 這一相對性原理對西醫也適用。抗生素不斷更新換代就說明了這一點。從這個角度看，西醫的許多新發展不過是在維持醫療效果的原地踏步走。所以，我們在治病、用藥時，關于時間、地域等因素無不在考慮之內。有時我與朋友開玩笑說，不用吃藥，只要你到我家住上一段時間，換吃一下我家的伙食對你就能起到藥物治療的效果。夫妻患一樣病的現象就說明了這一點。 中醫理論的自洽性使其無論怎樣用己之矛刺己之盾都能解套，繞蒙的是沒有把握住其本質的人。所以抓住中醫的“矛盾”而把其“解套”稱為玄學扔到一邊，把中醫鎖定在固定的空間而砍去前后的時間性，那么，中醫之矛當然就刺到中醫之盾了。這正是當前批判中醫時常用的方法。對我來說，不是非要保衛中醫不可，而是批判中醫的方法應該像五行中的任一行都要有克、泄它的力量對其進行一定的抑制一樣，“五行”的精神內含就是民主，這一民主思想可以抑制科學思想不向魔的方向轉化。 （73）她說：“攤上你這么個明白事理的媽媽真是件可悲的事……” 有人說，醫學具有唯一性和排它性，所以西醫要不遺余力地排斥中醫，使自己成為唯一。并說這種唯一性和排它性是動植物界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人類就是這種生存斗爭的勝利者。我想，西醫要真是這樣想問題可有點小家子氣了。作為個體是可以像老虎似的具有唯一和排它意識，但從整體上看這個世界恰恰是物種繁多。人類的強大我理解應是追求造物者的氣度，老虎再強大，終是個體意識。如果人類真能把唯一性和排它性進行到底的話，那么人類的勝利也就是人類的失敗。 西醫具有“侵略”性不是它的錯，這是它的生存之本。中醫之道法自然，不排它也具生存的合理性。西醫做唯一之想可以，也可以“稱霸一時”，但“時過境遷”后，世界又恢復多樣性存在。所以，唯一性和排它性只能成為個體原則而不能作為整體要求。隨著“科學”表現出越來越多的個性色彩，總是提出個體原則，“科學”在我眼中的形象就越來越像一只老虎。而許多“科學”方法在使用上也越來越失之簡單，比較法被用成“人比人得死”的淘汰法；還原法被用成“刻舟求劍”的教條主義…… 以“時”的眼光看事物，就會看到各種文化盲區的大小隨“時”而變。西醫借科學所得的一“時”之盛可能會在下一時走入“瓶頸”； 而休眠的中醫可能正在等待它的春季。 我對女兒說，“學而時習之”就是學了中醫要利用現有條件去實踐。在“時”中“習”才是中醫生存之本。我們必須把“時”與“習”這兩個漢字讀成是立體的。學中醫要求讀古文不是倒退，因為現代漢語是平面的，讀出來的是字義。按字義講，“學而時習之”就翻譯成“學習要時常復習”了。而古漢語要求理解字意。“時”的意囊括了整個現實存在；“習”的意是整個學以致用的過程。如果不是這樣，坐在課堂里一遍遍枯燥地復習《中醫理論基礎》怎會“不亦樂乎”？ 冰雪化了，樹葉綠了，燕子來了，這都不是春“時”本身，但又是春“時” 的一切。 “時”和“氣”一樣是無法得到其本身的，而古人并不因此就否定虛性的東西。 現代人可以輕易指出“一葉知秋”的荒唐。在批判中醫的邏輯中比比皆是這類質問：“你看的是葉子而不是秋，葉子上哪有秋？不能從葉子上分離出秋來你就是騙人……” 許多人批評中醫理論過于玄妙，我不以為然。原因在于我接觸到的最玄妙的問題恰恰都來自于西方。小時候父親常提出一些諸如：飛行的子彈是否在彈道的每一點上停留？上帝能否制造出一塊連他自己也舉不起來的石頭？物質能否無限分割？天的外面是什么等讓我發蒙的問題。這些問題曾令我十分苦惱。后來我認識到這些西方問題產生于提問題的方式，而不是來自事物本身。西方哲學制造了不少思維“黑洞”，這些“黑洞”也能讓人“走火入魔”。少年時，我曾制造一個“兩枚雞蛋是否相同？”的問題將一位生物學教授難倒。 女兒很小的時候就不允許我制造這樣的問題。我給她唱兒歌：“寶寶有面鼓，鼓上畫老虎，寶寶敲破鼓，媽媽用布補。”然后我提出問題：“媽媽是補鼓還是補虎？”這個“黑洞”問題最后把女兒氣得大哭：“不能把鼓和虎分開！”。上小學時，做“雞兔同籠”的算術題，我解題說：“假設雞都長四條腿……”女兒堅決打住說：“不能假設雞有四條腿，雞只有兩條腿。”我與女兒好說歹說，說現實太滿了，用個虛性的暫存間對現實做調整，之后馬上就還原現實。女兒說什么也不答應。上初中后女兒又拒絕做數學題，她問：“數學對我有什么用？”我向女兒解釋說，這數學在她今后的人生中可能一次也用不上，但做數學題是智能體操，可以操練大腦。女兒說，那給我換個別的體操吧。 我曾堅信科學會通行無阻。我對女兒小時的科學引導可不限于給她講《科學演義》，還帶著她和她的同學搞了一系列科學小制作，成果都進了她們學校的展覽室。我使盡渾身解數沒能把女兒引上科學之路實在是我遭受到的一個沉重打擊。我曾對女兒感慨道：“想來愛迪生的媽媽也不過如此，看來我可以做得同愛迪生的媽媽一樣好，可我是不是一個偉大的母親不由我做什么而決定，而要由你做什么決定。”女兒看我這樣狼狽高興得大笑不止。 如果說母親的力量還不足以糾正我的“科學”之偏的話，女兒的力量最終做到了這一點。 女兒不僅不掉入“黑洞”，還拒絕“理性”。她說：“攤上你這么個明白事理的媽媽真是件可悲的事，你能不能不事先告訴我事情會怎么樣，而讓我自己去體驗？你的經驗能在我這里開花結果么？” 由此我知道，即便是真理，以為就應該人人接受，也能夠人人接受那就錯了。中醫是好東西，但母親當年沒有力量讓我接受；科學是好東西，但我沒有辦法讓女兒走上科技之路。為此我說，把最終真理賜給人類并沒有多大意義，人是“任你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如果接受真理的代價是取消了人類自己的生活，人類是有權拒絕的。 女兒對我說：“你做的飯很好吃，你就像別人的媽媽一樣把飯做好就行了，不用給我做導師。”女兒樹她一個農村同學的媽媽給我做榜樣讓我學習。于是，在女兒的教育問題我唯有表現“原始”她才肯接受，因此，朋友們常批評我不教育孩子。 從小學到大學，女兒總是把班級里學習最好、品德最好的女孩領回家來，對人家說：“你認我媽做干媽吧？我媽最喜歡有你這樣的女兒。”然后讓我幫這些女孩解決她們面臨的問題。當我替這些女孩犯愁時，女兒便拍著我的肩膀說：“你總說我鉆不進去，怎么又說她們鉆不出來？看來就是她們給你做女兒你也是一樣的憂心。” （74）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正是“道”與“理”的關系 大熱的天，先后見到兩個熟人抱孩子上醫院。孩子戴著大口罩，捂得汗津津的。我奇怪：除了白血病做化療外，還有什么病需要這么防范？一問，原來是孩子患上過敏性哮喘，過敏源是塵螨，不能直接接觸空氣。 據說，塵螨無處不在，防不勝防，便是最干凈的人家，床上也有200萬以上的塵螨。與塵螨斗爭把兩個孩子父母的生活方式全改變了。門窗緊閉，安裝上空氣凈化器、保濕器；席夢思、羽絨被、沙發、地毯、靠墊……幾乎所有柔軟、舒適的用品全清空了；所有可能吸附灰塵的電器、家具也都請出了門———家中簡陋得如中世紀。 其中一個孩子做全面體檢時，還發現有嚴重的鉛中毒，而全家人絞盡腦汁也沒找出毒源來，想不出這毒是怎么中上的。沒辦法，連好好的樓房也不住了——搬家。 現代生活對這兩個家庭來說已經沒什么意義了。 這兩個孩子，一個父親是外科醫生，一個母親是內科醫生，卻對自己孩子的過敏癥束手無策。西醫的法子用盡了，孩子因用藥太多，出現了“菌群失調”癥狀——口腔潰爛、胃腸紊亂。治病致病，病上加病。 一個孩子的姥姥說，孩子塵螨過敏，大人精神過敏。領孩子上醫院瞧的是“變態反應科”，很符合他們的生活實際。 如果是在國外，這過敏癥當然還得在西醫中繼續想法子。可在中國，這兩個做西醫的父母就找中醫商議，給孩子喝中藥調養。 回想母親行醫時，很少聽她說誰患過敏癥。我想，這病可能是后發現的。向一位醫生請教，醫生告訴我，從前并沒有這么多過敏癥患者，同富貴病一樣，過敏癥也是當今的流行病，是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病，是現在人太講衛生，在單一的室內環境中呆得太久的結果。 這么說，我們上個世紀剛剛建立起來的關于衛生和細菌的觀念又被顛覆回去了？我們小時候那種下河、上樹、玩泥巴、全家老少在一起，有家禽、家畜陪伴的日子是對的？想不到，近百年來我們講究衛生、消滅細菌的結果卻是干擾了我們人體的內分泌體系，破壞了人體內細菌的生態平衡，致使人體功能下降，結果是適得其反。 這樣看來，《黃帝內經》作為醫學經典之所以很少講醫術而側重談“道”，是因為古人已意識到人體是開啟自然之門的鑰匙。古人努力通過自身生命去理解生存法則，從而得“道”。正因為中醫致力于歸納人體內所蘊含的生存法則，所以，中醫所強調的養生就不僅是養自身生命，還要養生命之本。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中國人強調天人合一、修身養性和涵養道德等等。 人類破壞自然的行為沒有遇到抵抗不應是我們無視自然法則的理由。自然默許人類的破壞行為不等于這一法則不存在。過敏癥到底是人排斥自然，還是自然排斥人呢？ 單位新來一位80后女孩。我好心讓她和我共用一間辦公室。一進屋，她就捂上鼻子說：“我花粉過敏，你這些花統統搬走。”——如今，我陪著她，不開窗通風而用風扇吹風；沒有花香轉用香奈爾香水……我建議她出去鍛煉身體，她說不用，每個月打一針增強免疫力的藥針就行了。正是現代科學創造了能夠把人與自然隔絕的條件，切斷了人與自然的天然關系。我想，再這么陪下去，不出一年，恐怕我也得不耐受鳥語花香，無福消受大自然了。 如今的孩子，被保護得整整一個夏天都不會被蚊子叮一口。我對一個孩子說，被蚊子叮上一口沒那么可怕，我給他看蚊子叮我后連個紅點都不曾留下。可這個孩子在我領他玩時真被蚊子叮了一口。他不僅像被毒蛇咬了一般大呼小叫，而且皮膚真的像被蛇咬了似的紅腫起來。我受到孩子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一致譴責。面對孩子前所未有的傷害后果我無話可說。我想，上古時人被毒蛇咬了可能也不至像現代人這樣丟命。但是再過200年，人類見了蚊子恐怕得像見了眼鏡蛇一樣逃跑，不然就會沒命。 科學帶領我們走著一條“鬼打墻”式的認識道路，今天是正確的理論就是明天的錯誤理論。可以說，正是科學認識的反復性反而昭示了中國“道”的真理性。我的一位朋友說，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正是“道”與“理”的關系。理可以成千上萬，而道是一。我之主張中西醫結合正是主張“道”與“理”合。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如果只講“理”而不講“道”，或用“理”來要求“道”，那么我們如何裁決“公理”和“婆理”？而理本來就有一時一地性，時過境遷時，這過時的理是留？還是不留？ 一個年輕人要去做論文答辯，先拿我演練。讓我不停地發問，他一一做斬釘截鐵式回答。幾個問題答下來，我說：當今任一學科的學術討論會要是開上三天的話，最后一天一定是全體迷茫。如果討論到最后你還能斬釘決鐵地下判斷，就說明你心理偏執。我告訴年輕人，答辯到第三個回合時，就要用探討、商榷、不確定的語氣了，否則會激怒教授們的。 其實，我很理解反中醫人士的氣急敗壞。他們為中醫尚有一席之地、自成一家之言而忿滿；讓代表科學的他們容忍中醫存在如同讓他們與巫醫、神漢同堂一樣，是件奇恥大辱的事情。可他們卻沒有意識到，正是科學認識的“朝令夕改”才為百家爭鳴廣開言路。眾說紛紜的局面正是科學講“理”的特點所帶來的。中國歷史上之所以沒有那么多理論學說，固然是因為不愿為“惑眾”支付過大的社會成本，也緣于“道可道，非常道”。身在“道”中用不著自“說”價值，即便是細菌，其價值也不毋容置疑。“天生我才必有用”不僅僅是李白一個人的豪邁。而“理”卻是用來講的，是需要以“說”來立的。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嘴，各說各理，讓說誰不說？如果有人嫌亂，也不該怪罪中醫啊。 女兒常建議家長給孩子養條狗。她說，這是出于全方位的考慮。不僅有菌群平衡方面的，還有心理方面的考慮。如今孩子的疾病越來越成人化，女兒說，許多醫生沒有意識到病因往往是驚恐和多思。而一條忠實的狗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我知道，女兒的這一看法不是出于書本而是自身體驗。女兒一歲時，路還走不穩，每天就有兩三只大狗來找她玩。女兒與這些狗關系親密，感情深厚，潛在的非語言交流能力被及時喚醒。如今，遇到不會說話的幼兒患者，她摸摸、看看就能了解不少情況，不通過語言也能與孩子交流。 真理不一定是越辯越明，很可能是越辯越糊涂。講理和懂道不是一回事。如今，有一門叫“科學學”的新學科，好像是致力探尋“道”的學問，引我關注。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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