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員韓童生長著一張不像“好人”的臉。

眼皮寬，兩窩眼袋深得像兩彎潭。鐮刀眉一揚，就是個跋扈的主兒。眼一摳，陰角兒附身。嘴角一撇，立馬又成了“刻薄”倆字兒。

比他小10歲的國話演員徐衛開玩笑，“論長相，他可不如我。我們都說，一個長成這樣的人還能當演員？”老搭檔、話劇演員馮憲珍當著韓童生的面講，“你還是別笑了，你笑起來比哭還難看。”

算他晚輩的黃渤和廖凡長得也不討好，但這個時代早生出了類型片、性格演員和文藝青年，可惜韓童生沒趕上這撥。“嗨，現在的主流也還是拼顏值啊。顏、值，哼。”演員何冰露出一聲嗤笑。“哪怕你在某些角色已經向觀眾證明，我是一個能演正面人物的人，大家依然會以貌取人。”

一個月前，根據薩特戲劇改編的國話老戲《死無葬身之地》重演，有“韓粉”特地從外地趕來北京觀看。但我們在劇場口碰到的年輕觀眾，多數對韓童生印象模糊。待看到照片，“哦，有點眼熟，原來是他！”

長得不好看，知名度不高。而對他的另一個共識卻是，“戲太好了。”

考上中戲前，才十五六歲的何冰只看過《阿Q正傳》。當時話劇給他的印象是“一幫人在上面說事兒，裝神弄鬼，哭泣又怒吼”。看了韓童生演的《命運的撥弄》，他才開了竅。“我們國家那會兒的笑聲很少，怎么能全場人都捧著肚子，哎呀，就跟看卓別林電影一樣。”

導演田沁鑫和韓童生合作過《生死場》和《趙氏孤兒》，她說，“韓哥兩頭不占，不喜歡顯山露水，也從不苦大仇深，總是嘻嘻哈哈，卻能永遠給你安全感：只要有他在，你就有了‘這準成’的底氣。”

對這位大哥，演員何冰有很多話要傾吐。他倆主演的戲劇電影《十二公民》在北京國際電影節公映完，何冰讓我向“韓爺”轉達他的祝福。“今年，他整60了吧？我希望他一直演下去，帶著他的夢。”

“可是這么好的演員沒好戲演，祝也白祝。”他掐掉手里的煙，啞然失笑。“韓爺是一個沒有得到價值最大體現的表演藝術家，可能是因為他長得不好，可能是因為他為人低調，或者不善鉆營。但可能了半天，惟一的一個肯定是他的技術真的太好了。我們沒法兒要求這個時代的人手藝還能這么好。問題是，那些看韓童生的戲的人，還會來電影院嗎？”

偏見與柔軟

《十二公民》改編自美國電影《十二怒漢》，背景由真實的法庭變成了法學院里的一場考試。劇中，醫生、教授、保安等12個不同背景的成年人為了幫助孩子補考成功，組成了一個虛擬的陪審團，決定一個被懷疑殺死窮困生父的“富二代”是否有罪。在交鋒和傾訴中，社會歧視、階層矛盾，每個人的糾結與心酸，次第呈現。

影片在廢棄的體育館拍攝。12名演員圍在一張長桌前，排練了17天。“只有舞臺戲和話劇才這樣干，影視是不可能的。”韓童生很珍惜這樣的機會。

他演的3號，手里一直拿著一個套著毛線套兒的水杯，瓶子里的茶釅得嚇人——符合出租車司機的職業特征，形體上卻很少“規矩”。韓童生仔細觀察過，“因為平時坐在駕駛位上受束縛慣了，一旦離開車就會招各種使自己舒適的姿勢，不是單腿支到椅子上，就是半蹲或者盤腿。另外，司機需要察言觀色，經常留意乘客，所以他的眼睛是靈活的。”

待所有人都同意“富二代無罪”后，3號“堅挺”到最后。劇終一段5分鐘的獨白戲，泄露出這個北京爺們兒尖酸刻薄外表下的傷感和脆弱：“如果不是這個案子，3號可能永遠不會哭，只有心中潛藏的父子情是他心里最柔軟的地方。孩子離家出走6年，一個電話都沒有，他不知道到現在自己活著是為什么，我掙這個錢是給誰啊？沒有意義。他把這種怨恨轉嫁到嫌疑人富二代身上。他表現憤怒，其實內心在流淚。最后他并不是在跟11個人斗爭，是在跟自己斗爭，恨自己的冷漠。”韓童生分析。

現場聯排時，導演徐昂和何冰都讓韓童生先別把勁兒都使出來，誰知他根本控制不住，“嘣”地就演上了。何冰說：“我們很難分辨究竟是角色還是韓童生。他為什么這么固執，是因為他愛，愛本身就是偏見，他太愛他的孩子了。韓爺演得如此流暢，不容易。話劇情景濃烈的時候，大家還在里邊，因為知道有人在看我。可是拍電影的時候可沒人在看，旁邊那些看著的不是觀眾，是國話、人藝的同行、競爭對手，那真是當眾孤獨啊。”

排完，全場為他鼓掌。可惜的是，這一遍沒有開機，何冰和徐昂在復盤時痛心疾首好幾回。韓童生說，手藝人不知道偷懶。

神秘的燈光

不知懶惰的他從小就愛模仿。比如《英雄兒女》里頭“我們的王成，是毛澤東的戰士，是頂天立地的英雄”這種獨白，時不時地在胡同里來一段，覺得自己“挺帶勁”。上中學時，他從舞蹈學院搬來整出的舞劇《白毛女》，讓那些從沒穿過、練過芭蕾的女孩兒都“立了起來”：“就是生練，我去舞蹈學院，人家告訴我們調度，我們看人家排練，自己畫小人，把舞蹈的動作都記下來。”

16歲讀完初中，老師說你去社會上歷練幾年吧，不成還能再回來念書。他這一去，就再沒回學校。在物資局團委的七八年，倒也沒白待。同事里會曲藝的不少，他從他們那兒學會了快板、相聲、二胡。“以工作的名義歡樂著”，看似也不錯。

“文革”結束后，他頭一次看了話劇《楓葉紅了的時候》和《北京人》，突然明白自己要投身何處。舞臺上燈暗了，幕布打出一束光來，他會想里邊出現了一個什么場景。那時候的布景多半是寫實的，桌子、椅子，柜子、床，都很細致。“演員演繹著一個完全不是自己的人，演得那么好。下一場燈一換，又不曉得會是什么樣一個場景，有什么新的矛盾產生，很神秘。在那有一個人暢快地讀那些你喜歡聽的語言，又欣賞，又替他們過癮。于是就想，我要是站在那兒，可能會是另一番景象。”

兩年后，報考中戲的機會來了。他的聲音條件不差，但最后沒被錄取。“不夠英俊唄，那時都得濃眉大眼型的”。好在天道酬勤，中央實驗話劇院有幾個老師看了他的考試，覺得他是可造之才，讓他參加了劇院辦的兩年制學員班，在劇院史上空前絕后——僅此一期，共26人。

韓童生意識到，“我最終的夢想在這呢”，就去話劇院了。

骨子里的幽默

讓何冰如受“天啟”的《命運的撥弄》，為韓童生迎來了生平第一座戲劇梅花獎。那年他33歲，演活了劇中善良、老實、唯唯諾諾的俄羅斯醫生盧卡申，“風趣又不油滑，格調清新”。

馮憲珍眼中的韓童生聰慧，也有北京人的小狡猾。“《命運的撥弄》和《老婦還鄉》，都是悲喜交加的角色，但那種是智商比較高的幽默，不是小聰明。這是他與生俱來的，別的演員不能替代。和韓童（生）搭戲，我們天天笑場，憋不住。”

早年他在《小鎮風情》中扮演唱詩班指揮西蒙，一個悲觀厭世的頹喪人物，戲份少得可憐。這樣的角色很容易演得平淡，韓童生把他設計為一個成天借酒澆愁的人物。劇評人康洪興說，“在表演他指揮時，不是一味地去表現他的沉悶寡言，而是在消沉的情緒中加進了接連打飽嗝的動作和怪聲，引得歌手們不停地發笑。而他自己，卻又一個勁地板著面孔指責別人笑。既豐富了人物性格，也加深了人們對他的同情和惋惜。”

當演員的好玩兒在于，時常會有如神來之筆的靈光一現。電視劇《大丈夫》里，他飾演的顧大海在重癥監護室里，守在昏迷不醒的妻子身旁，舉著一打超市打折的促銷彩頁試圖喚醒她：“你別睡了快跟我上超巿去，你再賴這兒不起來，好東西都讓人搶走了!”明知道她醒不過來了，還在念：“紅棗，原價七塊九毛九，現價5塊。你醒醒……”導演沒喊停，韓童生就不斷地往外吐詞，到最后還有好多詞兒沒說完。他說演員隨時在不斷儲存各種情景，像帶著速寫本的畫家一樣。

他在電視劇《民兵葛二蛋》里演塔灣村的囧村長孟富貴。孟富貴喜歡寡婦屎蛋娘好些年，某天兩人待屋里約會，葛二蛋等人生闖進來。“被窩里的孟富貴尷尬得趕緊把腳縮回去，結果人家看到一只大腳和小腳，還是穿幫了。他兒子叫他‘爹’，他很嚴肅地回答，‘不是我！’”演屎蛋娘的演員王晴說，這些都是韓童生的點子。“太逗了，而且是冷幽默，不是那種咯吱人的。他雖然長的不是所謂男一號的臉，但很有魅力，那些特別漂亮卻死板的臉，我根本沒有看下去的欲望。”

錯誤好過平庸

《命運的撥弄》這個劇名，在韓童生身上得到了活的演繹。這部戲他本來連C角都不是，只是開場澡堂里泡澡的男人中的一個。

一天，那部戲的導演文興宇請他到家里吃飯。小韓不知何故，“誠惶誠恐”。原來文導對男主角不是很滿意，問他要不要來試試。結果下午一試就有掌聲，導演說“是你的了”。事實是，韓童生太喜歡盧卡申這個角色，私下早把詞背得爛熟。彩排時原作者梁贊諾夫來中國考察，看戲后評價，“這是一個很有潛質的演員。”

馮憲珍說，學員班里有人誤場、忘詞兒，韓童生從來沒有過。“他做過劇務，當過演員隊的副隊長，負責雜七雜八的事兒。《死無葬身之地》97年首演，到現在快20年了，若望的戲服他穿著還很合適，身材基本不變。這很難得。”

韓童生牢記劇作家梅耶荷德的話，“就讓錯誤產生吧，總比中庸之道好得多。”所以他會嘗試探索各種新的形式。1986年排《和氏璧》，他在其中演相玉人，只有兩三分鐘戲份。怎么在最短時間內把相玉人的職業和心態最快地外化？他向當時的動作設計邊蘭星請教。

“他就給我設計了一個很難的動作。”采訪室里的韓童生站起來演示：“抱著這塊玉從直立開始，左腿彎曲蹲到地上，然后用右腳踝往上拔起來。”這原來是美國黑人霹靂舞里的一個動作，舞者穿的是運動鞋，韓童生穿的是體操鞋，對踝骨危險很大。他卻在練功房的暖氣管旁邊，一口氣練了4個月，愣是把這個看似不可能的動作練到在舞臺上連做16個。

“這種極致到可能損傷腿腳的動作，意義何在？”我問。

“相玉人想奉承皇上，手里其實空空，我做的時候，觀眾都在鼓掌，覺得這小子把分明是假的東西表現得卻像真的。下蹲這個動作既是技巧的表達，也是和人物情感的糅合。”

話劇《死無葬身之地》里的法國游擊隊長若望是個不討巧的角色，為了保護他和監獄外面的戰友，牢中的隊員被鞭打，愛人呂茜被法西斯強奸。怕軟弱的弗朗索瓦會告密，牢友以集體名義將這個17歲的孩子滅口。當隊友因為赴死而獲得尊嚴，若望卻必須在靈魂煎熬中獨活。

首演時，他和馮憲珍都感覺很難把握。18年后，他多了點自信。“不管觀眾是否理解，薩特的‘殘酷性’在若望身上已經得到了體現。這里面有對人性的拷問。在這個時代我們很容易卷入世俗和平庸，但要追求精神上的高尚。怎么追求高尚？好的劇本，有力量的劇本，是可以讓你高尚的。”

一說起話劇，他的眉眼、手腳，全打開了。可這么愛戲的人，2005年之后接的新排話劇卻越發減少，好像“戲劇理想都快丟失了”。獨愛舞臺的馮憲珍經常對韓童生半打趣半認真地說，“快回來吧你，別凈沉迷于對銅臭的追逐了！”他不諱言，接演影視劇有掙錢考慮，但也是因為好的戲劇作品少而又少。

他倆都難忘2011年漢語版的《打造藍色》，那是一出講述老年人生活的法國話劇。導演讓-保羅·溫澤爾是日常派戲劇的領軍人，要求演員在臺上不借助化妝、造型，“連口紅都不抹”。韓童生笑說，這部戲讓他“晚節不保”，“比如男人手淫，摸女人乳房，以前我們從沒在舞臺上這樣演過。劇中這個老人躁動又童真，一邊放毛片，一邊看宇宙星辰，充滿能量，這對于我們東方人來說是不可理喻的。”

排練初始，在國內已是“老戲骨”的他有點放不開。溫澤爾上來示范，對著馮憲珍直接做了個摸胸的動作。“藝術這東西就是把靈魂都拋出去，沒有什么不舍得的。法國人就覺得沒什么，咱們還是有障礙，可在人家的藝術觀面前，我覺得自己這種想法特別齷齪和渺小。”

放不開的不止這點。今年，剛剛退休的馮憲珍和民營劇社的年輕人一起，樂呵呵地排了離開國話后的第一部戲《麗南山的美人》。韓童生卻“下不來”。在劇院待了幾十年，體制這個框套在他頭上，他覺得牢靠，踏實。而且，戲劇在他心里那么崇高、高尚，是職業性的。“如果只是玩票性質的話，我就不太愿意。”

“可過于這么想，不出去試試，也可能錯過一些好戲？”

他點頭。“對，這個東西也會被打破，我也在反思。很多民間劇團的演員對戲劇的熱愛與我們相同，他們不是體制內的，像蓬蒿、鼓樓西這些小劇場，還能拿出錢、拿出精力來做，應該對他們充滿敬意。所以最終還是要看編劇、導演和合作者。”

再縱容自己一點

韓童生是六一兒童節出生的，他對新人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別叫老師，叫韓童就成。我這名兒起得不好。一輩子都考取不了功名。”拍《大丈夫》時趕上情人節，演大女婿的田雨沒想到韓童生讓閨女給他買了盒巧克力，“他說讓我送給我家那位作禮物，真是心太細了。”

何冰說，以前韓童生在拍戲現場很愿意開一些玩笑。“我們都是這樣小丑型人格的人，但是他現在越來越羞澀，可能他覺得自己上年紀了吧，這樣是不是為老不尊啊。其實我特別想勸他，別介，韓哥，該干嘛干嘛，憋了一輩子了我就這么逗怎么了？我們要繼續逗這個世界樂，繼續歡笑，而不是去扮演一個彬彬有禮的君子。完全沒這必要。”

他和何冰一起參加《魯豫有約》，三分之二時間都是何冰在說。他坐在兩個快嘴身邊，手不時摸摸衣角，像個剛出道的新人。《十二公民》拍完開慶功會，他也不往多里喝。“韓爺酒量大，就是不敢放開。就是怕別人指責你唄，你怕什么呢？當你真的知道觀眾喜歡你這個人的時候，有什么放不開呢？”

導演徐昂覺得，韓童生是一個把自己包裹得特別嚴實的人，“可能因為他內心特別柔軟。柔軟會生發出兩種情況，一種是被別人刺得連疼都不知道了；另一種是自己在外面長出一層殼，厚到誰也捅不進去。他可能是后者。”技巧好的演員一般都怕拖累別人。徐昂卻從心里希望韓童生能更“縱容”自己一些，“讓自己失控下，像車漂移的瞬間，那一剎那會非常美妙。”

韓童生也知道自己的“毛病”。“尊重別人，有禮貌，不輕易出頭，不要拔尖，當然有它的好處，但也容易受局限。有新的想法不敢表達，會想很多，這樣至少對別人不構成威脅吧，但確實缺少了鋒芒。”

這就不難理解，像《命運的撥弄》“機會送上來”，《小鎮風情》的外國導演讓演員自行報名挑選感興趣的角色，都是他演藝生涯里難得再現的一幕。“要讓我自己說，導演，我來演這個，能比別人強，我做不來。”

如果自己不夠主動，就需要外力。徐昂認為，韓童生理應得到更多的重視。“如果對‘現實主義表演’這門手藝不加以保護的話，這門絕技在中國會失傳，就像以后可能不會再有給佛像開臉的人一樣。”

何冰相信韓童生還能演更大體量的東西，那種極具人性特征的電影，不管角色是善或惡。“他需要土壤和陽光。以我的判斷，他的內心是很懷疑自己的，又不肯放棄。”

讓何冰欣慰的是，《十二公民》拍到還剩五六天的時候，韓童生聊興大起，索性煙也不戒了。“一開始來我們劇組的時候他也不信，你們是真的嚴肅認真地干嗎？聽說你們真排十六七天啊，那來吧，我就喜歡這個。等拍起來了，哎這個好，他放松了，覺得如魚得水，安全了，舒服了。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內心會有一種保護，這個保護不是提防人的，而是這個世界沒告訴他你足夠優秀。希望他能早一天聽到這個世界的回答。”